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進行了經濟改革、對外開放，在此大浪潮下，有大量的政府官員、機構研究員、高校教師從行政事業單位轉而就職盈利性企業，或者自己創辦企業，形成了多次“下海潮”。其中，相當一部分“下海”的企業家曾就職于高校或是科研機構，具有學術研究的經歷，從而形成了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文人下海”現象。可以看出，高管學術經歷背景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對于理解我國經濟發展與企業管理問題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周楷唐、麻志明、吳聯生，2017）[1]。筆者試圖探尋兩者的關系，豐富“高層梯隊理論”，為政府部門決策提供理論支持，為企業管理層選拔和投資者投資決策提供幫助。

　　研究假設

　　“高層梯隊理論”認為，高層管理者的背景特征部分地預測了組織的發展、戰略選擇和績效水平，企業的經營管理行為深受企業高管團隊的影響。現有文獻普遍認為，學術經歷會使高管表現出更加謹慎、保守的特性。他們受過嚴謹的學術訓練，在決策時更加依據專業知識來進行判斷和分析，而不是簡單地靠主觀臆測進行判斷決策。此外，具有學術經歷的高管出于身為師長的自我修養，更具有自律性，這使得其具有更高的道德標準和更強的社會責任意識。出于企業各關聯方利益的影響，應計盈余管理在國內外企業中普遍存在。公司高管有很強的動機采用應計盈余管理調整報告盈余，以達到消除不良影響或增加有利影響的目的。但由于外部監督的存在，應計盈余管理伴隨著巨大風險。相較于沒有學術經歷的高管，具有學術經歷的高管表現出更謹慎保守、更自律、更高道德標準、更強社會責任、更強風險規避能力的特性。因此，具有學術經歷的高管會實施更少的應計盈余管理。故，本文提出下列假設：假設1：高管學術經歷與公司應計盈余管理程度負相關假設1.1：高管學術經歷與公司正向應計盈余管理負相關假設1.2：高管學術經歷與公司負向應計盈余管理正相關不同于進行應計盈余管理的高風險，真實盈余管理具有非常好的隱蔽性，不易被外界察覺，當外部監管壓力加大時，高管會轉而采用真實盈余管理代替應計盈余管理。真實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有：通過放松信用條件增加營業收入以提高盈余的銷售操控；通過過量生產減少營業成本以提高盈余的生產操控；通過減少酌量性費用以提高盈余的費用操控。真實盈余管理使公司偏離了最優的生產經營決策，以破壞公司正常經營活動為代價，強行提升公司報告盈余。因此，真實盈余管理對公司的負面影響比應計盈余管理更大，持續時間也更長。具有學術經歷的高管表現出更謹慎保守、更自律、更高道德標準、更強社會責任、更強風險規避能力的特性，所以具有學術經歷的高管會實施更少的真實盈余管理。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假設2：高管學術經歷與公司真實盈余管理水平負相關假設2.1：高管學術經歷與公司銷售操控水平負相關假設2.2：高管學術經歷與公司生產操控水平負相關假設2.3：高管學術經歷與公司費用操控水平負相關。

　　研究設計

　　樣本選擇與數據說明本文高管學術經歷數據取自CSMAR數據庫，本文以2008-2016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為初始研究樣本，并對樣本進行了適當的篩選。由于CSMAR數據庫中高管學術背景數據表缺失了2012年董事長的學術背景，故最終樣本剔除了2012年的樣本。最終得到6219個公司的年度樣本。為了控制極端值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本文對具有極端值的連續型變量進行了縮尾處理。本文其他數據均來自于CSMAR數據庫。模型與變量定義借鑒眾多“高層梯隊理論”文獻的做法，本文同時控制了公司特征和高管特征，構建如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式(1)模型中EM為本文的因變量——盈余管理變量，包括應計項目操控的盈余管理和真實活動操控的盈余管理。本文通過修正的瓊斯模型衡量公司應計項目操控的盈余管理，包括公司向上調整盈余，進行正向應計盈余管理（DA+）；公司向下調整盈余，進行負向應計盈余管理（DA-）；結合正向、負向的應計盈余管理，應計項目操控的文/高登高管學術經歷與盈余管理絕對值（ABSDA）表示公司應計項目盈余管理程度。公司主要通過銷售操控（ECFO）、生產操控（EPROD）和費用操控（EDISEXP）三個真實活動操控方法對公司進行真實盈余管理。筆者借鑒了Roychowdhury（2006）的做法，從這三方面衡量公司真實盈余管理，并借鑒李增福等學者的研究（2011）[2]通過EPROD減去ECFO和EDISEXP構建的真實盈余管理綜合指標（REM）來度量公司總體上的真實盈余管理。模型中Academic為解釋變量——高管學術經歷。借鑒以往文獻的結論和做法，本文選取主要高管特征變量和公司特征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包括高管性別、年齡，公司產權性質、規模、負債率、資產回報率、主營業務增長率、現金流量、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獨立董事占比、審計師等。

　　實證分析

　　高管學術經歷與應計盈余管理表1中的（1）（2）（3）報告了董事長學術經歷對公司應計盈余管理影響的回歸結果。回歸（1）（2）（3）中，Academic的系數符號均與預期一致，且系數均在不同程度上顯著，說明董事長的學術經歷與公司應計盈余管理程度具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驗證了假設1、假設1.1和假設1.2。高管學術經歷與真實盈余管理表1中的（4）（5）（6）（7）報告了董事長學術經歷對公司真實盈余管理影響的回歸結果。回歸（4）（5）（6）（7）中Academic的系數顯著，說明董事長的學術經歷與公司真實盈余管理具有顯著關系，且系數符號都與預期一致。表明董事長的學術經歷會使公司進行更少的銷售操控、生產操控和費用操控來降低公司真實盈余管理水平。驗證了假設2、假設2.1、假設2.2、假設2.3。

　　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研究了高管學術經歷對公司盈余管理決策的影響。結果發現，高管學術經歷能夠降低公司應計盈余管理程度，并使公司進行更少的銷售操控、生產操控和費用操控，降低了公司真實盈余管理水平。從總體理論上看，本文豐富了高管個人特征對公司盈余管理決策的影響及對公司治理方面的影響的研究。研究發現高管學術經歷能夠降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表明高管學術經歷對企業行為有積極的作用，為學者從事企業管理工作將產生積極作用提供了證據。

　　參考文獻：

　　[1]周楷唐,麻志明,吳聯生.高管學術經歷與公司債務融資成本[J].經濟研究,2017,52(07):169-183.

　　[2]李增福,董志強,連玉君.應計項目盈余管理還是真實活動盈余管理?——基于我國2007年所得稅改革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1(01):121-134.

　　作者：高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