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中國的文學本位立場，立足于新出土材料，構建早期文體的動態譜系，探求早期的文體觀念、形態和規律，是追溯中國文體發生與早期發展的重要途徑。陳民鎮所著《有“文體”之前———中國文體的生成和早期發展》一書所運用的材料和方法對于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有重要啟示意義。

　　［關鍵詞］文體；中國古代文學；簡帛文獻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同志提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文化建設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關系到建構中國特色的文學話語體系。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性，尤其是中國古代文人與文學內涵、外延的獨特性，中國古代文學的審美風格及其演變進程具有獨特的“中國特征”［1］。“中國特征”、中國文學的話語體系等，應從材料出發，特別是早期文學研究。近年來，新出材料不斷增多，為探求早期文學的生成和演變提供可能。陳民鎮所著《有“文體”之前———中國文體的生成和早期發展》(以下簡稱“該書”)［2］堅持中國的文學本位立場，立足于新出材料，構建早期文體的動態譜系，探求早期的文體觀念、形態和規律，試圖探尋早期文體的童年時代，該書所運用的材料和方法對于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文體是中國古代文學的核心問題和本體性問題，涉及古代社會的政治宗教、禮樂制度及中華文化的精神特質等方面。一直以來，文體史研究偏重于單向歷時追溯和靜態描寫，難以揭示早期文體的衍生特質;且多聚焦于魏晉南北朝，對文體早期階段的關注相對較少，然而，早期文體觀念和形態，對中國文學研究具有本源意義，對于構建中國文學的話語體系而言意義重大。早期文體的發生和發展始終處于一個動態的譜系中。探尋這種生成譜系和衍生機制有利于揭示中國文學的發展規律，并有助于建構中國特色的文學話語體系。正如明人沈承《文體》所說，“文之有體，即猶人之有體也”［3］405，早期文體猶如其童年時代。

　　一、堅持中國文學的本位立場

　　文體是一個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重要范疇。在全球化語境和中華文化復興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文學應根植于中國文化的傳統學脈，回歸中國文學的本位立場。考察早期文體應深入本土的傳統積淀、文化心理，挖掘根植于本土精神的故事內核與深層底蘊。正如劉毓慶先生所說:“研究中國文學史，立足于中國文學本位;研究中國人的精神產品，用中國的視角、價值、方法等，這本是情理中的事。”［4］該書充分發掘中國傳統的固有觀念，努力實現文學、史學、哲學的大融合，探尋融入世界文學的路徑。正如陳民鎮所說，“文體”一詞極具民族特色，在西方話語中難以對號入座［4］。“文”為“有心之器物”，有美善、文采、紋理、文德、文辭、文字、文籍等諸多義項，這些義項中有一以貫之的人文取向。“文”與“言”“辭”的結合，為“文”與“體”的聯姻奠定了基礎。文體之“體”由人體之“體”引申而來，側重于整體義，是形式、內容及功能等三者的統一。中國古代的“文體”兼有genre、form、type以及style的意涵，但又非簡單的疊加關系。genre、form或type即所謂的“體裁”或“文類”，西方通行抒情、敘事、戲劇“三分法”，因而有中國文學“抒情傳統”或“敘事傳統”之爭。無論是“抒情傳統”，還是“敘事傳統”，都將中國古代文體的發展簡單化了。“欲理解中國古代文體的民族性和基本特點，必須要追本溯源，從源頭上加以把握”［2］2。漢字是中華民族的瑰寶，承載著中華文化的基因，具有很強的民族標識度。與拼音文字不同，漢字是形、音、義的統一體，直接參與了文體形式的構建。漢字存在復雜的聲調，通過聲調又可以避免同音字過繁的情形，中國文學文本尤其是韻文的誦讀因聲調、平仄的變化而富有韻律性，從而被賦予獨特的“聲文”。“出于漢字獨體方塊的特點，單音節的發音以及多聲調的音高變化，通過文字的排列組合使詞句及音節的對稱、音韻節奏的和諧成為可能，中國古代文體的生成和分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這一基礎上”［4］。早期文體的分化圍繞著禮而展開。“禮”也是一個民族性概念，不同于現代意義上的禮儀或風俗，與英文的ritual不能畫等號。該書強調禮如同一張無形的網絡，覆蓋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有學者認為，它是一種政教德法合一的體系，顯然不是ritual、custom或者manner所能相當的;進而，提煉出禮的四個層次，即道德倫理、禮物、禮制、禮典。圍繞禮所展開的階層分化、王官職分為文體的發生、分化及價值序列奠定了基礎。文體的分化，一開始是在禮樂文明的背景下由王官實現的。與此相應，中國早期文體可分為“詩”“書”“祝”等三系。這三系圍繞禮典展開，宗廟是它們共同的演繹空間。總之，文體的產生根植于中國早期文化，并在禮樂制度、社會思潮、地域文化、書寫載體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不斷衍生分化，呈現出復雜的文體譜系。其載體、內涵與形式皆有很強的獨特性和民族性。

　　二、樹立動態的理論視角

　　早期文體形態不穩定、邊界不清晰，因此，應樹立動態的視角，立足于出土文獻，還原早期文體的生成機制和衍生譜系。正如陳民鎮所說，“還原文體生成、發展、消長、分化的軌跡，首先便是要還原其歷史語境，以文明史甚至是比較文明史的視角加以觀照，并以動態的、歷史的眼光作切合考察對象的審視”［2］18。文體觀念是文體產生的思想基礎。文體形態和功能則是文體的外在形式和具體運用。三者之間關系密切、相互促動。陳民鎮強調早期文體的時空背景，認為文體形態和觀念具有鮮明的時代性，需置諸歷史語境中加以理解。王官體系為中國早期文體框架的構建奠定了基礎。文體的分化，一開始是在禮樂文明的背景下由王官實現的。文體的生成和發展并非孤立的、線性的;而是動態歷史的，與歷史進程息息相關。即便是同一種文體，在不同階段、不同地域也會表現出不同的文體特征。例如，在春秋時期，人們將對器物文采的強調轉移到對文辭的文采強調，是文學觀念的突破;東漢以降，人倫鑒識之術興起，對人的言論及形體的品評，直接刺激了以體論文;82系入手，認為四言體便受到禮典中樂鐘雙音、四聲音階等音樂特點的制約;從發展的階段性來看，早期文體存在“一體多名”“一名多體”等復雜體用關系。文體具有階段性。每個朝代的文學呈現題材多樣、形式豐富的多元形態。所謂的“一代之文學”，說的是主流文體，然而，文學的演進又具有漸變性和傳承性。文學的代際沿革與歷史分期常常錯位。一種文體或形態跨入多個朝代，并不斷衍生、融合甚至消亡。這種現象源于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和復雜動因。簡帛文獻為我們揭示了先秦文本、文體生成的復雜層次，提供了很多早期文本原生形態，如安大簡異文、清華簡《祝辭》《禱辭》等。本書善于運用上博簡、清華簡等新出文獻，置于早期禮樂的文化背景，從文本互動、文體滲透的視角，動態呈現了中國古代文體的童年時代。

　　［參考文獻］

　　［1］廖可斌．試論中國詩歌由古典向近代的演變問題———以徐渭詩歌的非古典特征為例［J］．文學遺產，2020(5)．

　　［2］陳民鎮．有“文體”之前———中國文體的生成和早期發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3］阿英，編．晚明二十家小品［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4］劉毓慶．回歸中國本乎情理［N］．光明日報，2015－07－30(7)．

　　作者：何家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