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社會理論是近年來我國理論界關注和爭論較多的一個領域。但人們探討更多的往往是它對現代社會理論的解構，而對它的啟示作用所談不是很多。其實后現代社會理論和社會學同為社會急劇變化的產物，對因社會急劇變動而產生的種種社會新現象的解讀是它們的理論的共同指向，這使得看似異質性極強的兩者有了進行比較的基礎。本文的目的就是在于分析后現代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理論之間的區別和聯系，以及后現代社會學理論對社會學理論的啟示。

　　《社會學研究》以學術研究及為世界社會學知識發展做出獨到貢獻為目的，以有效促進學術交流、開放學術天地、促成中國社會學學術進步為宗旨;強調以規范的經驗研究為基礎，提煉學術思想。日益增強的學術導向作用使其成為中國社會學學術交流的首選專業期刊。

 

　　一、社會學理論與后現代社會學理論的產生

　　有關社會及社會運行的思想古已有之，但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產生于19世紀，這絕非歷史的偶然。18世紀產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給歐洲各國帶來巨變。政治、經濟、文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展現出與以往社會完全不同的面貌與內容，各種社會問題也隨之出現。面對急劇變化的社會人們試圖尋求解釋和出路，已有的知識顯示出在此問題上的無能為力，于是轉換視角創建一門新的學科——現代社會學成為時代所需。

　　與社會學一樣，后現代社會理論也是社會急劇變化的產物。20世紀是知識、信息占主導地位的世紀，信息工業的發展，商品的不斷推陳出新，消費時尚的不斷變換，商品借助于現代性文化的力量，特別是文化媒體的力量具有了符碼的魅力。生活于這一社會的個體，其消費行為完全為媒體所左右，消費不再僅僅是滿足人們生存需要的一種手段，消費的過程也不再僅僅是體現商品使用價值的過程，它已成為一個符號交換與交流體認的過程。對于這個與現代社會有著太多不同的社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就造就了后現代社會學理論的出現。

　　二、社會學理論與后現代社會理論的區別

　　社會學是以社會為其研究對象，以發現社會形成及發展規律，從而促進社會良性、協調發展為目的的科學或學科。賽德曼(Seidman，1991)認為社會學具有十分明顯的現代性特征。他將社會學的特點歸納為“科學主義、基礎主義、整體主義、本質主義和偏狹性”等。而后現代社會理論恰恰與此相反，它是針對上述社會學理論進行批判，并要對其加以解構。

　　其次，社會學理論的“基礎性”指“社會學理論試圖揭示一種社會的邏輯;它企圖發現一套反映社會世界的惟一真實的語言，企圖與人性的普遍狀況相聯結。”后現代社會理論否定社會學理論實現了這一目標，同時也否認這樣一種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學所接受的基礎的存在。

　　再次，就“總體性”來看，社會學理論傾向于尋求一種普適性的“總體性概念框架”，同時，信奉“西方‘進步’的宏大敘事”。與此不同，后現代社會理論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構成任何社會生活之內容的那些多維的、異質的、道義上含混不清的社會潮流與傾向之上。

　　復次，社會學理論的“本質性”特征指“它們傾向于認為人類具有一些基本的、固定不變的特征;從而把社會現象視為這些特征的表現。后現代社會理論則不然，它更強調與某些社會相聯系的社會條件，即更側重于“基于‘性別、種族、民族、階級或者性取向’而形成的那些差異。”

　　三、社會學理論與后現代社會理論之間的聯系

　　雖然社會學理論與后現代社會理論有著明顯的區別，但二者之間并非是一種激進的斷裂，前者亦非要為后者所取代。其實社會學理論與后現代社會理論是密切聯系、互相補充的關系。澤瑞爾在其《后現代社會理論》中預設了“社會學理論的景觀正逐漸被后現代社會理論所改變”這樣一個前提，其依據有二：一是許多社會學理論家在后現代社會理論家們的批評面前開始重新考慮他們的一些基本理論預設;二是后現代主義者們所創造的許多理論觀念也正在逐漸地被整合到主流社會學的理論當中。這樣的兩種現象所能說明的就是，后現代社會理論不斷對社會學理論進行批判以修正其不足。

　　四、后現代社會理論對社會學的啟示及其自身的局限

　　“后現代”往往對“現代”的宏大敘事持否定態度。后現代社會理論同樣認為馬克思及一大批新馬克思主義者所創造的一些用來描述將人民從壓迫性社會中拯救和解放出來的那種歷史進步的巨型理論是一種“神話”，并據此批判一切體系化的社會學理論。“后現代”的支持者與批評者也都由此得出一致的結論，即“后現代” 欲摧毀一切“宏大敘事”。其實情況并非如此，哈貝馬斯便是最好的例證。當被認為是現代宏大敘事之一的啟蒙主義宏大構想日益遭到懷疑時，他卻提出了“我們非但不能放棄‘現代’的理想，不能宣布‘關于現代的構想’是一項失敗，相反，我們應該從否定‘現代’構想所犯的錯誤中吸取必要的教訓”的主張。后現代社會理論對社會學理論的啟示主要如下：

　　一是堅持對常識的反思、質疑是社會學理論進步的基礎。社會學之所以能贏得自己的學科地位、能夠對社會現象做出有自己學科特色的解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對常識所始終持有的反思立場和警覺，對在常識看來己是最終答案的答案作進一步的追問，從而發現常識掩蓋下的事物演變的“真實”邏輯。

　　二是對專家話語霸權的警惕。社會學家應對自己的知識和理解的缺陷有著無比的誠實。 他們也應該在此相關之處，顯示所謂的、誤導的、錯誤的或虛幻的“真理”的性質，因為這些“真理”已經進入了大眾話語和“官方”聲明中。

　　三是對社會發展過程中偶然性及不確定性的關注。社會系統的復雜性及各因素之間的復雜紛繁的聯系，使一些看似偶然甚至無足輕重的因素可能成為影響事物整體發展軌跡的不可忽視的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