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中，已經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并且于2017年10月1日開始實施。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的實施，也代表了我國民法典時代正式開始。這是在以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基礎上的進一步完善，尤其是其中關于公證領域的法律適用有了較大調整。本文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在公證制度中的全新規定進行探究，希望能為相關人士提供參考與借鑒。

　　關鍵詞：民法總則；公證法；法律；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實施背景下（以下簡稱《民法總則》），公證實務操作與證明理念需要滿足法律法規的適用條件，還需要接受時代變化帶來的影響。公證人需要更加深入的對《民法通則》與《民法總則》的法律差異進行分析，還需要更加全面的把控本次《民法總則》中新增的內容以及理念與操作規范的更新，從而保證新出臺的《民法總則》中相關法律得以有效落實，保證法律的實用性及準確性，以及保證公證文書的客觀性，符合基本的法律法規。

　　一、《民法總則》自然人規定新變化與公證適用

　　（一）對限制行為能力人、無行為能力人保護的新規定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的規定與條款中了解到，針對于限制行為能力的人群，在對此類人群是否為無民事行為能力者的界定方面有了較大變化，這都需要在實際操作中了解變化新規，需進行全面的把控。在對民事行為能力者其年齡界定標準方面，以往的《民法通則》之中，做出了明確的規定，超過十歲（以周歲為準），但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都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者。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19條中，也做出了明確的規定，新規中這一年齡范圍的上限不變，但將下限降低了兩歲，在新規的年齡范圍內都是限制民事行為者，此類人群如果想要具備行駛民事法律行為的資格，需要先有法定代理人的審批，才能夠獲得行駛民事法律行為的權利，或是完成與其治理、年齡相符合的民事法律行為。其次，對于成年人范疇的無行為能力以及限制行為能力的人群鑒定，不再只以精神病作為唯一參考。在以往的法律框架下，對于成年范疇下的無行為能力與限制行為能力，會將精神疾病作為唯一的框定標準，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當中，對于這一法律規定范圍進行了適當的放寬，將成年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與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對于是否有民事行為能力的界定有了一定放寬，這其中并沒有再以精神病患者為唯一條件，改為了不能有效辨別出自己行為的人，也可能是患上了帕金森癥的成年人，或是精神嚴重衰弱，無法對自己行為負責的成年人。與之前的《民法通則》相比較，這一規定的變化不僅更加貼合實際，也加入來了人性化的考量。在進行公證辦理中，對于成年人需要對對方是否具備民事行為能力進行判斷，判斷標準從以往的一刀切，進行了適當放寬。比如在進行財產分割或者放棄繼承權利方面，公證人員應對已經成年的當事人進行行為能力方面的判定。

　　（二）在監護關系方面的變化

　　在最新出臺的《民法總則》中，有1節明文內容以及其余13個條文涉及到了監護制度，與《民法通則》第4條明文規定相比較，不僅內容更加豐富，篇幅更大，監督制度也更加完善，與人民群眾的現實生活有直接的關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關于監護的內容，新增設了幾個新型的監護關系，包括法定監護以及意定監護等。這其中的意定監護屬于較為新穎的概念，公證人員的介入空間還是很大的，有較好的發展前景。1．遺囑指定監護人采用公證方式，更有利于監護指定的落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29條，做出了明確的規定：被監護人的父母擔任監護人的，可以利用遺囑的方式指定監護人[1]。而在其他國家的民法當中，主要采用的方式就是利用遺囑制定監護人。例如在《意大利法典》第348條中規定，在選擇監護人的時候，如果父母有一人去世，在世的一人需要為其監護的人重新選定監護人。在第398條中，提出明確的規定，這種選擇監護人的方式，僅僅能在如遺囑的簽訂，或者涉及到生命權益的情況下，才可開啟這以模式。在之前的《通則》中，是沒有針對遺囑監護人方面的相關內容的，而在新出臺的《總則》中，則對這一方面的內容加以完善，有效改進了以往法律法規中不完善的地方。2．成年人意定監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33條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對于具備完全民事行為的成年人，應當通過書面的方式，與他親近且有監護意愿的人簽訂協議，來選擇監護人。通過書面協商與公證后確定了監護人，這種意定監護行為的被監護人主要是喪失民事行為成年人，通過這種方式使監護人的監護職責有了合法性，被監護人也有了保障。所以，我國的民法典，逐步完善了成年意定監護制度。

　　（三）判定胎兒具備民事權利

　　在以往的《通則》中，沒有針對胎兒權利保護的相關規定，《繼承法》第28條中做出明確的規定，在開展如遺產分割的公證活動中，應當考慮胎兒其繼承權，保留其應繼承的份額。但如果胎兒在分娩后是死胎，那么這民事權利就不再存在，之前預留的份額還需根據法律法規進行重新分配。《繼承法》當中承認了胎兒的基礎能力，但是民事權利不明確[2]。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中，第16條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凡是關乎胎兒權利如財產繼承，需要先視其民事權利存在。但如果產婦娩出為死胎，那么就判斷其民事權利從開始就是不存在的。基于此規定調整的背景下，胎兒接受贈與、繼承等方面，也具有了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

　　二、法人、非法人組織規定的新變化與公證適用

　　（一）法人組織規定的變化與公證適用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實施之后，在進行各項公證活動的時候，都需要以民法總則為核心，做好法人的全新分類工作，并結合法人組織的實際情況，進行法人、非法人組織的識別與審查。例如，過去在公證活動中，都無法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城鎮信用合作社、村民委員會等作為基本的法人，而是將其作為其他組織的分類[3]。在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之后，在公證活動中，可以將上述的組織認定為直接法人，并且從事法律并沒有明確禁止的民事法律活動，需要開展申辦公證的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給予了村民委員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及基層群眾穩定的法人地位，以此不斷完善我國具有特色的法人組織結構。

　　（二）非法人組織的公正適用

　　對于非法人組織來說，不能像法人組織那樣，以有限的責任，對家庭財產與個人財產進行區分，所以其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4]。在多元化的交易關系當中，非法人組織都沒有顯著的優勢，主要因素就是無法做出對出資人的準確判斷。所以，公證介入非法人組織的運行活動中，能給予這類型組織相應的幫助，得到準確的交易信賴。在此過程中，對于合伙企業的設立，能提供更加安全的交往契約，并利用公證的公信力，得到相對人的認可。對于這類型組織的公證實務來說，需要更加注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108條中，做出了明確的規定，非法人組織除了適用本章規定之外，還需要以法人第一章節的一般規定為重要的參照標準。也就是說，尚沒有“非法人組織”的明確定義，但可參考法人的相關內容作為大致判斷。

　　三、對于民事權利方面的變化及其公證適用

　　（一）加入了人格權及隱私權框架下的工作

　　之前的《通則》中，對于人格權利沒有完成的呈現，沒有明確法人組織方面的人格權及隱私權。在新出臺的《總則》中就新增了關于隱私權以及人格權方面的內容，并受法律保護，明確了法人以及非法人組織都有相關權利，并且共同都享有名譽權以及榮譽權。在《總則》中也給出明文規定，自然人的信息隱私會受到法律保護[5]。不管是對于其他組織還是個人來說，如果需要獲取信息，都務必要保證信息的絕對安全性，不能非法使用、收集與加工個人的信息，不能非法公開或是買賣他人的信息。隱私權屬于絕對權力，任何人都不能侵犯他人的隱私。在公證證明的過程中，有很大一部部分都屬于婚姻家庭法、親屬法的范圍內，這些事務具有復雜的特點。因此，對于公證人來說，可能會接觸大量當事人的隱私，所以公證證明需要秉承保密的原則，維護當事人的隱私。

　　（二）征收、征用之公平合理補償原則下的公證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113條做出了明確的規定：民事主體的財產權利需要得到平等的法律保護。在第117條中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征用、征收不動產的，都應當給予合理、公平的補償[6]。《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在不斷的修整與完善過程中，需要結合其他國家征收與補償的原則，進一步作出更加明確的規定，對于不動產或是動產的征用與征收，都要結合實際情，進行更加公平的補償。”對于公平補償來說，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價值相同，適用補償原則權衡的重心也就代表了公共的利益，進行合理賠償，主要就是利用公正補償與充分補償的方式，結合市場價格，才能保證補償金額的合理性。

　　四、結語

　　總而言之，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的修訂與調整來說，需要結合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滿足當前經濟發展的需求，分析當前民事法律規則中的不完善之處，逐步建立我國民法法律體系的扎綱領，滿足社會發展的先進性需求。基于此，需要對《民法通則》時代建立的各項公證制度，結合實際情況進行調整，以此保證公證活動的客觀性與公平性，還要保證法律的適用性。

　　參考文獻：

　　[1]劉馨琪，張欣．民法總則與公司法在法律適用中的沖突[J]．現代農業研究，2019(6):99-101．

　　[2]楊立新．個人信息：法益抑或民事權利——對《民法總則》第111條規定的“個人信息”之解讀[J]．法學論壇，2018,33(1):34-45．

　　[3]楊立新．《民法總則》規定的虛假民事法律行為的法律適用[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8,36(1):111-119．

　　[4]梁慧星．《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草案)》:解讀、評論和修改建議[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19(5):5-24．

　　[5]梁慧星．民法總則立法的若干理論問題[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38(1):19-40+129-130．

　　[6]周林彬．民法總則制定中商法總則內容的加入——以民法總則專家建議稿“一般規定”條款的修改意見為例[J]．社會科學戰線，2015(12):205-214．

　　作者：朱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