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文明標志，是維護經濟社會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是刑法規定和實施的主要社會目的和功能。接下來小編簡單介紹一篇優秀刑法論文。

　　[摘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刑法關于財產類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認定，與經濟社會和刑法的發展存在差距，為確保刑法與經濟社會的同步，有必要對財產類犯罪定罪量刑的認定標準進行修改或調整。但是經濟社會是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頻繁修改刑法不但跟不上經濟社會的發展，也違背了刑法規定的嚴肅性和連續性原則。針對刑法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這一矛盾，文章結合立法、司法實踐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就刑法關于財產類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認定進行分析和探討，以期提出一些解決方案和建議。

　　[關鍵詞]財產類犯罪;定罪量刑;刑法發展;經濟社會發展

　　刑法的發展必須遵循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律，并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以不斷適應并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但是法律規定是固定的，經濟社會卻是不斷進步和發展變化的，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如果不對刑法規定進行修改，刑法中不合時宜的規定會影響和制約經濟社會的進步。如何確保法律規定不斷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以解決法律規定滯后與經濟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矛盾，是研究刑法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我國刑法關于財產類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規定

　　我國刑法關于財產類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主要是以各種犯罪行為涉及的財產數額為標準，比如各類財產類犯罪的追訴起點、定罪量刑和情節輕重的認定標準，都是以犯罪涉及的數額作為依據。刑法關于財產類犯罪的規定中，以數額作為定罪量刑標準的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是以“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作為定罪量刑標準;第二種是以數額的大小，作為“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的定性標準。歸根結底，兩種標準都是以犯罪涉及的具體數額作為基礎，然后對犯罪行為進行評價。

　　(一)詐騙罪的定罪量刑標準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關于詐騙罪的規定如下：“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對于詐騙罪的定罪量刑，主要以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作為定罪量刑的標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1年4月8日頒布施行的《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詐騙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進行了明確，該解釋第一條第一款規定：詐騙公私財物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上的，應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第二款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可以結合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在前款規定的數額幅度內，共同研究確定本地區的具體數額標準，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備案。

　　(二)其他財產類犯罪的定罪量刑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關于貪污罪的處罰規定中，關于數額標準的規定分別為：五千元以上不滿五萬元、五萬元以上不滿十萬元和十萬元以上。在頒布新的司法解釋之前，根據上述不同的涉案數額標準予以刑事處罰，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僅以上述數額標準對貪污罪進行定罪處罰，顯然相對滯后于經濟社會的發展。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于貪污受賄、行賄和挪用公款等職務犯罪的刑事案件，在定罪處罰的數額標準方面進行了具體的規定。比如該司法解釋第一條：貪污或者受賄數額在三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數額較大”，依法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第二條：貪污或者受賄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不滿三百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數額巨大”，⑤依法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新的司法解釋頒布實施后，關于職務犯罪的定罪量刑有了比較明確的數額標準。但問題隨之而來，即若干年后，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是否需要重新對數額標準進行修改?筆者認為按照社會發展和刑法學的發展趨勢，對數額標準進行修改是必然的，但是頻繁修改法律規定或頻繁頒布新的司法解釋，對于立法成本和刑法學的發展來說，不夠科學，為此，在刑法財產類刑事案件中，有必要對于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進行規范統一的規定。在其他的財產類犯罪中，關于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都有不同的規定。1997年《刑法》及之后的相關立法，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對大部分財產類犯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均進行了修改、調整。例如，關于盜竊罪，1998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盜竊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作了明確規定，并且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根據本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和社會治安狀況，在上述規定數額幅度內，分別確定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①②2013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再次對盜竊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進行了調整。③④其他的財產類犯罪，比如敲詐勒索罪、搶劫罪、搶奪罪、挪用公款罪等財產類犯罪，均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情況，分別對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進行了調整。

　　二、完善刑法財產類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建議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應當對刑法財產類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予以規范和完善，為此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筆者試著提供以下幾點建議。

　　(一)以國家統計部門統計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標準

　　作為認定財產類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數額基數經濟社會是動態發展變化的，國家統計部門統計的國民經濟數據，真實地反映了經濟社會的發展狀況，而且是個動態發展變化的數據，其變化是緊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變化而變化，如果以國家統計部門每年統計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作為刑法財產類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數額基數，可以解決刑法規定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協調的矛盾。以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作為數額基數，有其法律基礎和經濟社會發展基礎，比如，我國關于侵權、交通事故和工傷的人身損害賠償標準，均以國家統計局或者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統計部門統計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作為賠償標準，賠償標準亦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變化而變化。上述賠償標準的規定，有其科學性和合理性基礎，才得以確保了法律規定不斷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對于不同的地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可以根據本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和社會治安狀況，分別確定定罪量刑數額標準的基數。

　　(二)確定不同罪名和不同地區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

　　明確了定罪量刑標準的數額基數后，因為“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和“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所涉及的數額不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對于財產類犯罪的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也不一致。對于這個問題，可以對每個具體財產類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以定罪量刑的數額基數乘以不同犯罪類別(或者不同情節)的系數(定罪量刑的數額基數×系數=認定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最終確定定罪量刑中“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和“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所涉及的數額標準。對于不同罪名的系數大小，可根據不同犯罪的性質特點、社會危害性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等，進行綜合的調查研究后，對系數進行確定;對于不同地區的系數大小，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可以根據本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和社會治安狀況，分別確定定罪量刑數額標準的系數。

　　(三)根據定罪量刑的數額基數和系數，結合刑法

　　關于財產類犯罪的法律規定，對具體條款進行修改關于詐騙罪，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數額較大為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數額巨大為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數額特別巨大為五十萬元以上。假設上一年度國家統計的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總額為60萬元，那么詐騙罪數額認定標準幅度，占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總額的比例則分別如下：數額較大為0.5%-5%;數額巨大為5%-17%;數額巨大85%。⑥如果適用“定罪量刑數額基數乘以系數”的方法，對詐騙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進行認定，則可以通過刑法修正案或者司法解釋作下述規定：詐騙公私財物達上一年度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5%-5%以上、5%-17%以上、85%以上的，應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可以本地區統計的上一年度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總額為基數，確定本地區的具體數額標準。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社會發展的動態數據，如果對刑法關于財產類犯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均作類似上述的規定，那么定罪量刑的數額和情節輕重標準，則會不斷地適應于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且“定罪量刑數額基數乘以系數”的方法，可以適用于所有的財產類犯罪定罪量刑數額標準的規定。

　　三、結語

　　頻繁修改刑法，需要付出昂貴的立法成本，而且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周而復始地修改法律規定，違背了刑法發展的科學性、合理性、穩定性和連續性。以“定罪量刑數額基數乘以系數”的方法，作為刑法財產類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依據，有其經濟社會發展基礎和法學基礎，在刑法財產類犯罪的立法實踐中，值得對此予以適用并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閱讀期刊：北大法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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