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就好比一面歷史的鏡子，觀照這面西洋鏡，可以知曉異國遠鄉對自己的看法，了解中國的形象變遷史，更加有助于我們反省和完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我們要超越東西對立的思維定勢，構建一種對話、互滲、共生的新型中西關系。《唐山文學》堅持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嚴謹學風，傳播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弘揚民族優秀科學文化，促進國際科學文化交流，探索防災科技教育、教學及管理諸方面的規律，活躍教學與科研的學術風氣，為教學與科研服務。

　　摘 要：中國作為西方的他者，是西方世界的集體社會想象物，無論形象創造者對他者文化持肯定還是批判的態度，其結果都可能是對自我文化認同的強化和補充。西方世界中有兩種中國形象：一種是否定的、意識形態性的，另一種是肯定的、烏托邦式的，隨著時間的推進而搖擺不定。西方世界有關中國形象的表述促進了中國人對自身的反思，特別是在國民性和現代化方面。

　　關鍵詞：中國形象;意識形態;烏托邦;他者;自我東方化

　　一、中國：相對于西方的“他者”

　　西方文化中有兩種東方主義：一種是否定的、意識形態性的東方主義，另一種是肯定的、烏托邦式的東方主義。[1]西方歷史上，肯定的、烏托邦化的東方主義比否定的、意識形態性的東方主義歷史更悠久、影響更深遠，涉及的地域也更為廣泛，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東方傳說與基督教的人間樂園神話。

　　正面利用大多是用一個理想化的中國形象來質疑西方的社會現實，提出構建一種新秩序的設想。意識形態的異國形象有時表現為一種“求同”的強烈的意識傾向，即表現自身文化的普世性，力求將他種文化納入自身的文化模式，例如馬可?波羅來到中國，總想尋找作為西方美與幸福的象征的“獨角獸”，以至指鹿為馬以為中國的犀牛就是“獨角獸”的化身;當他們找不到他們想像中的與自己同一的東西，就會認為他種文化是不開化、野蠻。

　　二、搖擺不定的中國形象

　　西方人心目中中國形象總是隨著時間的推進而搖擺不定。就如英國著名漢學家雷蒙?道森說的：“歐洲人對中國的觀念在某些時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有趣的是這些變化與其說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變遷，不如說更多地反映了歐洲知識史的進展。……中國更恰如其分的象征是變色龍，而不是龍。”[2]

　　1990年，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史景遷從理論學術著作和虛構文學兩方面探索了中國形象在西方的歷史演變。[3]他認為文化間的交叉構成了人類歷史的豐富性，這種交叉有時出于真實，有時出于想像。他還指出制約著西方的中國形象的主要是西方自身的需要的問題。葛桂錄教授在《他者的眼光——中英文學關系論稿》一書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人們對任何一種文化的選擇、認識和解釋，常常同時又是自己觀念和立場的展示，其中所凸現出的是本土的文化心理，而且任何關于他者的新信息都必須先在傳統視野內重塑再造后才能被接受。這樣看來，任何作家對異域文明的見解，都可以看作是自身欲望的展示和變形。[4]

　　西方關于中國形象的第一本著作是西班牙人門多薩1585年應羅馬教皇的要求撰寫的《大中華帝國史》。這本編年史在7年中以7種歐洲主要語言出版了46版，可見歐洲當時對中國極感興趣。接著是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寫的《中國文化史》,他第一次企圖用自己的文化體系的觀念來解釋全然不同的另一種文化。之后，西班牙水手品托的《游歷者》和耶穌會士白晉撰寫的《中國史》又進一步把對中國的美化、理想化推向頂峰。總之，18世紀是歐洲最傾慕中國的時代。中國工藝品導致了歐洲巴羅克風格，中國建筑使英法各國進入了“園林時代”;中國的陶瓷、繪畫、地毯、壁飾遍及各地，直接、間接推動了歐洲工業革命;當時歐洲新思潮自然神論也從中國宗教生活與倫理準則的感受中找到了認同。

　　同時也存在一種否定排斥中國文化的傾向。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考察了大量的材料并得出結論，中國是以恐怖鎮壓為基本手段的專制政體，中國的法律是為維護封建集團的最高統治而強加于人民的約束。伏爾泰也尖銳地指出了中國的一些弱點，諸如一成不變的禮法、法律、語言，雖善于發明卻不能用發明的成果推進事物的發展等。到了黑格爾，他把中國置于龐大哲學體系之外，當作“非歷史”而“置之不論”。在他看來中國人只有天然義務和天生的血統關系，而無個人選擇、個人意志和獨立的人格。

　　在虛構文學中，異國他鄉總是將自己所渴求但無法實現的投射在對方。16世紀以來，英國作家克里斯多夫?馬羅的名作《帖木兒》、意大利作家阿利瓦本尼的戲劇《偉大的堯》、英國詩人柯勒律治的《忽必略》都曾描寫了中國的偉大、富庶和智慧。哥爾斯密的《世界公民》就是以馮皇和住在倫敦的中國哲學家連濟的90封信作為結構來展開，他特別強調中國的理性和同情心，并批評了英國人的虛偽冷酷腐敗。

　　批評中國缺點的作家如笛福的《魯濱遜思想錄》造成了中國在西方文學中的負面形象。還有很大一部分作品與中國的現實沒有很密切的關系，中國是作為一種世界文化對話中的象征形象而出現的。

　　從中國形象的歷史追溯，可以看到中國的形象從最富于意識形態的“求同”到西方世界理想的寄托，從完全相異的“他者”到對人類共同困惑的求索，這看似無常的變換與社會現實的變化密切相關。17世紀最初20年出現了贊揚中國的第一個高潮，當時歐洲正處于30年戰爭前夜，人們不滿于現實。西方對中國的諭揚的另一個高潮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世界普遍感到沮喪和絕望為背景，這時人民最需要通過“他者”創造一個非我來發泄不滿和寄托希望。

　　三、中國的自我東方化

　　西方世界有關中國形象的表述不僅促進了對其自身價值觀的認知，也促進了中國人對自身的反思，特別是在國民性和現代化方面。美國漢學家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國歷史與東方主義問題》認為西方對中國的貶抑與攻擊既激起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又具有諷刺意味地為中國提供了有關過去的意象，而這些意象融入到了新的中國的民族身份之中。[5]19世紀中國對自己的審視先是從器物、技術上反思，然后從更深層次上反思國民性、制度以及思想文化傳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認同了中國的停滯、愚昧，追求民主、科學，追求現代化與進步，西方的中國形象成了中國人進行現代化的心理與文化訴求。

　　雖然西方近代以來對中國衰落、停滯的描述是在妖魔化中國，但中國人自己的表述來也有異曲同工之處。如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揭示了當時國民的精神狀態：“今我國民輕棄信義，權謀詭詐，云翻雨覆，苛刻涼薄，馴至盡人皆機心 ，舉國皆荊棘”[6]。聞一多也在《死水》中嘆息當時的中國“是一溝絕望的死水”;魯迅更是描寫中國人看客式的冷漠、麻木和愚昧。從這些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描述文字中，如果我們超越民族偏見歧視，可以看到中西方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與表述基本一致。我們應當正確看待西方對中國形象的負面塑造，他們成為了中國人改造國民性、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