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民主制度論文發表了我國科學民主化的歷史進程及其影響，推進科學的民主化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論文擬從我國近代以來科學民主化的歷史語境、歷史演進和歷史影響三個方面進行探究。探討了科學民主化的歷史演進。

　　關鍵詞：民主制度論文,科學民主化

　　正如海德格爾所言“各種科學都是此在的存在方式”，人類從遠古走進21世紀的今天，每個成員都或多或少與科學有所交涉，因此，科學與每個普通公眾的生存和權利都有關系，并非科學家或其他少數人的專利。科學的民主化不僅是科學本身發展的反映，而且也是科學活動日益社會化的體現，幾乎在整個世界范圍內，民主化都已成為發展科學技術、制定科學技術政策的重要標準與尺度。推進科學的民主化，不僅影響著科學的健康發展和科學傳播的廣度和深度，對于民主理念的啟蒙、科學精神的弘揚及公眾素養的提升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一、科學民主化的歷史語境

　　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地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君主制度被推翻，但袁世凱竊取了革命果實并建立了新帝制。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后，康有為上書黎元洪總統，請求把孔教定為國教，明確載于憲法。這些現象的發生并非偶然，它表明帝制思想，以及中國傳統社會舊的保守勢力、風俗習慣、心理積習、思想信仰等遠遠不是一場政治革命就可以根除的。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使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的民主政治還未奠定堅實的基礎，因此必須要請“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來救中國。

　　新青年派認為，“民主與科學既是新文化的標志，也是社會進步的兩大動力。一方面，假如沒有共和的民主制度，科學便不能發展，另一方面，假如沒有科學的思想作指導，那么共和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鞏固。”[1]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發展不平衡、封建專制觀念殘余嚴重的發展中國家，“德先生”和“賽先生”在中國實踐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礙并不是政府不支持、法律和政策不配套、經費不充足等“形而下”的問題，而是影響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的傳統文化中異化的儒家理念的“形而上”問題，即八股式、教條式的被認為是“正統思想”的孔學，以及孔學所滲透的道德、禮教、生活等問題。因此，應徹底改變人們頭腦中的異化儒家思想，啟發人民的民主理念，鏟除養成中國人“奴性”的封建禮教，培養廣大人民的獨立人格，使其從舊觀念和舊禮教中解放出來，理解并接受現代民主理念，推進科學的民主化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

　　二、科學民主化的歷史演進

　　第一，科學民主化的興起。1911年辛亥革命結束后，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受到西方思想、知識、文化的熏陶，高舉“科學”和“民主”的大旗，掀起了一場旨在改造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革命――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對于科學精神和民主理念在中國的傳播，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以及創立了“科學社”和《科學》雜志的留美知識分子胡明復、趙元任、周仁、秉志、任鴻雋、楊銓等，對于普及人們的科學知識，引起人們的科學興趣，訓練人們的科學思維，弘揚民主理念和科學精神發揮了巨大作用，促使中國公眾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還為新思潮的傳播開辟了道路，推動了中國自然科學事業的發展。

　　第二，科學民主化的推進。20世紀30年代后，教育家陶行知提倡“科學下嫁運動”，即把科學傳播給工農大眾，科學民主化的推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在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延安自然科學院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科學院，創辦了《科學通訊》和《中國科學》兩種期刊，成為我國科學工作者交流的媒介。1950年8月22日成立了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簡稱科普協會)，以“普及自然科學知識，提高人民科學技術水平”為宗旨。全國科普協會為新中國的科普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從1950年8月到1958年9月，科普協會以電影、展覽、墻報、畫廊等形式進行科普活動，參加人次超過10億。1958年至1966年，中國科普事業蓬勃發展，雖然期間受到“反右”政治運動和三年自然災害的困擾，但整體而言，不論是科普講座還是大規模的群眾性科學實踐活動，都能緊密配合當時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需要，很受公眾歡迎，科學的民主化進程在這一階段得到了很好的推進。

　　第三，科學民主化理念的變革。20世紀80年代歐美發達國家興起了一場“公眾理解科學”運動，促使科學民主化理念發生了變革。公眾理解科學明確提出，每個人都需要對科學事實、科學方法、科學的成就以及科學的局限性有一定的了解。此外，公眾理解科學，使公眾不再像以往傳播中只是被動的接受，現在還有對科學項目中科學原理的詢問、對其可行性的置疑、以及請其做出必要的解釋等權利。這些在過去科普中被認為是天方夜譚的事情，在公眾理解科學中卻被視為理所當然。這種情形的出現，是科學民主化的必然結果。

　　三、科學民主化的歷史影響

　　第一，科學民主化喚醒了科學家的人文良知。隨著西方人文主義和科學精神的傳播，人要求自由、公正和尊嚴。“在喚醒科學家社會責任感方面，愛因斯坦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不斷地提醒和告誡科學家們僅僅關心科學是不夠的，關心人的發展才是一切科學和技術上的奮斗目標。”[2]科學在本質上是追求至善的，關注現實、關懷社會，特別聚焦于解決人類福利的問題，如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全球變暖、食品安全等問題都需要運用科學技術加以解決，這些都時刻提醒科學共同體在進行科學研究的同時也要擔負起一定的社會責任，人文關懷絕非口號，而是體現在當下科學家的實踐活動中的。

　　第二，科學民主化保證了科學的健康發展。近年來世界范圍內違背科學求真務實精神的學術不端行為層出不窮，李醒民教授在題為“應該大力弘揚科學精神”的文章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反科學思潮沒有看到科學的深層涵義即科學精神，這為商品社會中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物欲主義、拜金主義的滋生提供了適宜的土壤，而科學精神正是上述各種極端主義的有效解毒劑。”[3]而弘揚科學精神作為推進科學民主化的首要目的，不僅是為了提高公眾的科學素養，更希望科學精神的具體內涵為公眾所理解，并在潛移默化中滲透到公眾的心靈之中。同時也使公眾打破思想中固有的科學是萬能的、科學家是神仙的神話，尊重權威但不迷信權威。

　　第三，科學民主化健全了科學的運行機制。隨著科學民主化的推進，我國先后創辦以“科學社”為代表的科學團體、《新青年》和《科學》等期刊、中國科學院和科普協會的創立以及為提高公眾科技素質而確立的科教興國戰略，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的頒布實施，我國的科學運行機制不斷發生著改變，走向了社會化、法制化。科學民主化意味著普通大眾應與科學專家有同樣的參與科學事務的權利。使科學共同體的內部交流轉化為科學共同體之外的科學探討，促使公眾自發、自愿參與科學傳播實踐制度和文化層面創新，實現全民參與的高效運行模式。

　　第四，科學民主化使公眾理性理解當代科技發展的不確定性。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發展，其不確定性與風險性開始呈現出來，使公眾對科技工作者和政府失去了信任。例如，近些年來頗受爭議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溫室效應、轉基因食品問題等，不只是與學術相關的，而是涉及到公眾的切身利益。“科學的民主化，既是科學走向社會化的必須，也是要藉由民主的程序來挽回公眾對科學喪失掉的信任，為科學的社會合理性提供依據與支持。”[4]因此，科學共同體有義務幫助公眾理性的理解科學技術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從而確保大多數公民都應該有充分的、平等的機會來對最理想的結果做出評定。恰如史蒂芬?耶利所言，“我并不認為草根代表可以立竿見影地解決什么，但是它意味著，這是一種重建信賴的制度性安排，它為受社會尊敬的科學提供了最好的前景”。[5]科學的民主化不僅推進了科學知識的普及、科學思想的傳播、科學技術加快轉化為生產力，還提升了公眾的整體素養，不斷革新著社會的價值體系。

　　推薦期刊：《現代法學》原名為《西南政法學院學報》(雙月刊)創刊于1979年，是由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主管、西南政法大學主辦的法學學術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