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昂中法大學舊址。端木美攝

　　大多數當代中國人對於裡昂的認識，除了旅游外，許多學人通過中法兩國在20世紀初的交往歷史，領會到在這座名城裡曾經有過中國人與外國人合作設立在外國的唯逐個所高檔院校：裡昂中法大學。一群負笈重洋、不遠萬裡來到法蘭西求索謬誤真知的華夏兒女曾經在裡昂留下他們的足跡，他們糊口過的那所舊軍事城堡：聖伊雷內城堡，迄今仍矗立在裡昂西的富爾維耶爾山丘上，並因大門上仍印著布滿歲月風霜的中法文“中法大學”幾個大字，而成為中法關系史上主要的記憶之地。

　　尋找青年沈煉之

　　提起沈煉之先生(1904~1992年)，許多當代青年學子不甚領會。實際上，在中國史學界，沈老因晚年留學法國學習歷史，成為法國歷史文化在我國最早的傳播人之一，是法國大史研究在我國的開荒者;他被業內人士公認為20世紀中國出名歷史學家、教育家和翻譯家。

　　沈先生於1928年赴法國留學，成為中法大學獎學金學生，1928年10月1日的注冊表上為259號(在裡昂中法大學學生名單上編號為224)。在法國他學習歷史、地輿，先后就讀於法國迪戎大學和裡昂大學。我很沈老，曉得他的這段歷史，所以當2007年我第一次去裡昂市立圖書館查閱檔案時，起首要求調閱的就是沈煉之先生的檔案。

　　我曉得該館圖書檔案辦理有序，可是也沒有想到辦理員拿出來80年前就留下來的中國學生的材料如斯豐富。沈老的檔案全數編號，共173份。包羅他在法國期間填寫的履歷、各類成績、與校方的各類通信等。他的博士論文開題報告、論文進度、收集材料以及印刷好的博士論文《戈登將軍在鎮壓承平天國起義中的感化(1863年3月—1864年6月)》都保留無缺。看到這些記錄青年時代的沈煉之先生的思惟心、治學歷程的發黃的歷史文件，我欣喜萬分，抓緊時間認真做筆記、申請復印部門材料。辦理員看見有點獵奇，問我能否領會沈煉之回國后的情況。我這才發現，他們雖然保留了青年時代在這裡學習的沈煉之先生的材料，可是他們並不領會這位裡昂中法大學學生后來的命運。我這才留意到，卷封面隻有沈老的出生年份，而沒有卒年。於是我仔細地向他們介紹了沈老這位出名的歷史學家回國后的工作和貢獻。圖書館負責人很感動，請我用法文寫一份沈老回國后的介紹給他們備案。我欣然同意，並完成了這項工作。

　　此后，根據檔案中文件供給的地址，我按圖索驥，找到了沈老在裡昂和巴黎的足跡，向這位留法前輩、我們中國法國史研究會創始人之一、在杭州大學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專門研究法國歷史的“法國史研究室”的先驅致敬。

　　發現冼星海手書

　　冼星海(1905-1945)是我國出名的作曲家、鋼琴家。他的《黃河大合唱》《到敵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出名作品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驕傲。

　　眾所周知，冼星海從1929年至1935年在法國學習音樂，1931年考入巴黎音樂學院，曾與一批中國藝術界留學生配合組織“中國留法巴黎藝術學會”。根據履歷，冼星海沒有在裡昂學習過。可是，2007年在我赴法調研前，他年輕時的好伴侶、時年已近百歲的出名留法雕塑家曾竹韶先生(1908-2012)，有點迷糊地對我說，冼星海仿佛與裡昂有過聯系。我記住了這句話。

　　可是，當我向裡昂圖書館提出查冼星海的材料時，對於學生名單幾乎爛熟於心的辦理員一副錯愕的臉色。她也能夠說是個領會中國的人，完全清晰冼星海是中國出名音樂家。她馬上就告訴我他們沒有冼星海的檔案，因為他並不在獎學金生名單裡。我把曾老先生的話告訴了她，她遲疑地、沉思著走開了。不想，第二天一早我剛進館，就見她興奮地迎過來，奧秘地對我說：“跟我來。”不斷進到她的辦公室，關上門，她才臉色夸張地說：“你對了!我在庫房未拾掇的檔案中找到一封冼星海寄來的信!因為是根據你的提醒找到的，所以你能夠第一個過目!”我太不測了，接過她手中的信封，喜出望外!很難想象這是真的，因為我看到的是一封1934年7月冼星海的親筆中法文信，除了紙張微黃外，字跡仍然清晰，折痕仍然整齊，仿佛歲月不曾留痕。

　　這是一封申請裡昂中法大學獎學金的信。我讀后問辦理員可有下文，她說還需要找找。懷著一絲遺憾，我結束了這次調研。不想，一年后的2008年我重返裡昂時，圖書館內已經設了冼星海的檔案，共有27個文件。除了上一年發現的冼星海親筆信外，又多了一封他1935年2月寫的內容幾乎同樣的申請信，還附有各種介紹信、學習優秀証明、中國駐法總領事致中法大學的信等等。總之，這正好証了然雖然冼星海沒有來裡昂學習，可是2007年近百歲的曾竹韶老先生關於冼星海與裡昂有過聯系的記憶是準確的。

　　后來，我依據這些材料供給的地址，找到了冼星海在巴黎的兩處住址和學習之地。我仿佛還能看到70多年前在此收支的冼星海先生的身影。

　　不測查到的文件

　　裡昂市立圖書館有關中國留學生的檔案材料之豐富出乎我預料，若是能多勾留些時間查閱資料，也許能淘到更多的寶貝。其實，我還真是很快就有了不測的收獲。

　　2007年第一次查閱檔案時，我不寒而栗地、仔細地翻閱那些記錄逝去的時光、發黃懦弱的紙張，找到了我需要的一些留法前輩的芳華記憶。可是我想不到的是，當我在共有71份文件的“1948年到達的中國學生”卷中認真翻閱時，竟然看到我父親端木正的名字!這是兩份分歧的文件。第一份是“8月1日到達的中國學生名單”，除一人外，其余8名為法國獎學金生;第二份是法國教育部外國留學生歡迎處的負責人給中法大學協會的一封信，共兩頁，第二頁也是一份名單，說明每個中國學生在裡昂語言學習后1948-1949學年的去向城市。

　　這太出乎我預料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1946年中法兩國恢復因戰爭中斷的留學生交換，我的父親端木正(1920-2006)曾是當年應考被錄取的40名法國獎學金生之一，到巴黎大學攻讀國際公法，並獲得博士學位而歸。2005年我在法國檔案館曾經查到一份1948年法國駐南京領事館給法國的一份電報，報告8名法國獎學金生出發去法國。此后，根據父親提醒，我曾經到巴黎大學查問與他有關的材料。雖然曉得他抵達法國頭兩個月強化法語學習，卻沒有想到在裡昂還有歷史文件印証，這對完美他在法國的經歷線圖太有幫助了。

　　父親去法國留學前畢業於西南聯大清華研究院。2011年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時，為了紀念他，法學院舉辦了一個展覽《從清華園到法蘭西》，出書了一本紀念文集《鴻跡》，都用上了在巴黎和裡昂找到的見証父親在法蘭西的堅實足跡的歷史文件。作為女兒，作為歷史學者，我感應驕傲。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所研究員、中國法國史研究會會長)

　　(來源: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