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生命價值的體現(xiàn)上，儒家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但在極端條件下為了實現(xiàn)人生價值，儒家主張殺生成仁、舍生取義，追求精神的永存，此在于儒家把人是生命價值、生死意義都系于道德一身，認為追求仁義道德比保全個體生命還重要;道家則極其重視個體的生命價值，重身、惜身、厚生、愛生是老子對待個體生命的基本態(tài)度和一貫主張，此在于道家把人的生命價值系于自然，認為順其自然才是最好的狀態(tài)。儒道互補思想論文在人生價值如何實現(xiàn)的問題上，儒家秉持“積極入世”的情懷，以天下為己任。

　　《中外文化交流》(月刊)創(chuàng)刊于1992年，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主管，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xié)會主辦的全國惟一以世界文化藝術交流和傳播為主要內(nèi)容的大型國際性文化刊物，擁有中文和英文兩個版本。《中外文化交流》突出深度報道，以豐富的信息量、生動的可讀性及高品位、國際化、多角度、寬視野的鮮明特色，成為國內(nèi)海外讀者了解中國藝術和世界各民族豐富多彩文化的一扇獨特窗口。

　　內(nèi)容提要：本文以《論語》和《道德經(jīng)》為例，從多方面對儒、道兩家在生命觀上所體現(xiàn)出來的特征進行了比較。在生命的產(chǎn)生方式上，體現(xiàn)了“天道無言”與“道生德成”的差異;在對生命過程的看法上，體現(xiàn)了“歲不我與”與“生死自然”的不同;在人生的存在狀態(tài)上，體現(xiàn)了“孔顏樂處”與“自然樸真”的區(qū)別;在人的生命價值的體現(xiàn)上，體現(xiàn)了“舍生取義”與“重身惜生”的迥異;在人生價值如何實現(xiàn)的問題上，體現(xiàn)了“積極入世”與“卑下守弱”的分歧。

　　關鍵詞：儒;道;生命觀

　　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兩大主流的儒、道兩家，在生命觀上存在著重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具體體現(xiàn)在生命的本源、生死的過程、人生的存在狀態(tài)、人生的價值以及如何實現(xiàn)此價值等幾個方面。本文以《論語》和《道德經(jīng)》為例，從諸多方面對儒、道兩家在生命觀上所體現(xiàn)出來的特征進行了分析比較。

　　一、天道無言與道生德成

　　儒、道兩家在生命觀上的區(qū)別首先即體現(xiàn)在生命的產(chǎn)生方式上。關于宇宙之秩序、萬物之生長，乃至世間一切人事，儒家認為皆是“天命”所賦，系天地之氣和合而成。例如《詩經(jīng)》中“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1]之句;《系辭·下》說：“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2]《易經(jīng)》也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tǒng)天”。[3]這種思想被孔子繼承了下來，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4]孔子認為，四時運行，萬物生長，皆是天道自然之體現(xiàn)，勿須多言。在孔子的觀念里，上天玄奧難測，盡管無言，但是具有絕對的主宰地位，冥冥之中決定了世間萬物的生長、德行的流布、社會的治理等方面，并不是人力可違背的。他說：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5]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6]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孫寮其如命何!”[7]

　　可見，人的德性與社會的治亂，都來源于“天”、“命”或者“天命”，上天的這種安排不言而生物、隨機而莫測，人只能通過祭祀、禱告而待命。因此孔子將敬畏天命視為君子的美德，不語怪、力、亂、神。寧可談生，不去談死;寧可事人，不去事鬼。

　　與儒家將生命的本源歸結于“天命”不同，道家將生命產(chǎn)生的終結根源歸結為“道”，體現(xiàn)了一個“道生德成”的生命本源論。“道”在老子《道德經(jīng)》中凡73見，大部分均是指天地之本，生命之源。《道德經(jīng)》開篇即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8]又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9]道被視為“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先于天地萬物而存在，但又是天地萬物的本根，蘊涵著無窮的生命力。那么，此含藏了萬物產(chǎn)生可能性的“道”，是如何化生出有形的生命的呢?老子認為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10]“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yǎng)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11]因此，“道”通過“綿綿若存，用之不勤”[12]的運動生成了萬物，“德”通過“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行為蓄養(yǎng)了萬物，同時，此創(chuàng)造不含有任何的目的性與占有性，一切均是自然而然的。由此，一幅“道生德成”的道家生命本源圖便產(chǎn)生了。

　　二、歲不我與與生死自然

　　對于生與死的問題的思索，或謂對生命過程的看法，是儒、道兩家在生命觀上表現(xiàn)出來的又一重大區(qū)別，體現(xiàn)了一個“歲不我與”與“生死自然”的不同。

　　儒家一向秉持一個“樂生哀死”的傳統(tǒng)，對于生，則是欣喜與珍惜的。《論語》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13]馬廄失火了，夫子問人而不問馬，體現(xiàn)了對人的關心，對生命的珍惜與尊重，“仁愛”思想表露無疑。然對與死，儒家則是難以接受、悲痛不已的。《論語》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14]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15]

　　顏淵是孔子最為喜愛與器重的弟子，卻不幸英年早逝。對此，孔子悲痛得不能自己，說：“這是老天要我的命啊!”“我不為這樣的人傷心，還為誰傷心呢?”對于時光的流逝、歲月的穿梭，儒家也表現(xiàn)出一種無可奈何的哀傷與嘆息。孔子明白的站在大川上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16]一切都在消失和運動著，這是蘊涵著對過去所逝去的一切(包括生命)的無法回復，無法追逐的感嘆與體味。顯然，對于生死流轉、歲月更替，儒家表現(xiàn)的是一種“樂生哀死”、“歲不我與”的態(tài)度。

　　道家則不然，對于生與死過程的思考自始至終都表現(xiàn)出了一種“自然而然”的智慧。在老子看來，萬物無有自求其生，一切均是任自然而已。“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17]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乃是因為它們的一切運作都不為自己，都是自然而然的。不但萬物之生也自然，其逝亦自然，老子有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18]“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19]萬物存亡符合自然之道，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人之生亦是如此，其生也柔弱，其死則僵硬。需要強調(diào)的是，老子認為，萬物及人是生是死，取決于是否合于“道”。一方面，合于道者，則能保持生命、持續(xù)生命，甚至即使生命機體已經(jīng)消亡，生命精神卻可以超越時空，萬古長存，即老子所言“死而不亡者壽”。另一方面，萬物及人若不合于道，便會走向衰敗，直至消亡。所謂“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20]意即事物一旦發(fā)展到極盛之地步，便是對道的違背，不合于道則會很快消逝，老子“貴柔戒剛”之思想便是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可見，“生死自然”才是最本真、最合于“道”的萬物及人的生命過程的存在狀態(tài)。

　　三、孔顏樂處與自然樸真

　　在人的生活態(tài)度和處世方式上，概言之，在人生的存在狀態(tài)上，儒家追求“孔顏樂處”的道德人生價值，道家則將“自然樸真”做為最本然、最應當追求的生活狀態(tài)。

　　儒家十分強調(diào)在貧困中樂觀對待人生，并能樂于行道。所謂“安貧樂道”、“憂道不憂貧。”此即儒家所提倡之“孔顏樂處”。何謂“孔顏樂處”?復“所樂何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21]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亦。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22]

　　儒家并不是一味的否定物質(zhì)的享受，孔子也講“食不厭精，膾不厭細。”[23]然難得可貴的是在窘迫的生存條件下仍能笑對人生，賢哉孔子!賢哉顏回!粗食淡水居陋室，仍能不改其樂。孔顏之樂，并不是一種肉體的快樂，而是一種精神的平靜與滿足，是一種達觀的快樂情懷。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24]所謂“君子固窮”，此不僅透露出安貧樂道的忍耐力，更是一種對生命的安頓、精神的超越。儒家提倡個人盡力排除物質(zhì)生活的窘迫與干擾，建立起“憂道不憂貧”的高尚信念，此即是儒家對于生命的存在方式在主觀精神層面的永恒追求，被后世所津津樂道。

　　道家在人生的存在狀態(tài)上，提倡“自然樸真”的無為而為。在老子看來，萬物與人的生命都根源于道，而道創(chuàng)生、養(yǎng)育萬物的過程是無意識、無目的的任自然的過程，不攙雜一絲后天的雕琢、偽飾與造作。道“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25]、“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26]，因此，只有最接近于“道”的狀態(tài)才是生命的本然狀態(tài)和本來面目。此狀態(tài)即老子所謂的“自然”、“質(zhì)樸”、“純樸”、“樸真”等。老子說：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27]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8]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29]

　　可見，道之本性決定了人或物之本性，道之樸決定了人或物之樸，人只有似“嬰孩”、“赤子”般天真無邪，質(zhì)樸純潔，才是最符合于道之自然本性的。所謂“質(zhì)真若渝”、“自然樸真”正是道家所追求的人的最本然的存在狀態(tài)，從這一點出發(fā)，老子反對一切的人為的修飾與造作。他將治理大國形容為“若烹小鮮”，烹小魚時若不時翻動，便會煮得七零八落。同樣，為政之要也在于安靜無擾，擾則害民。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才是最符合道性與人性的。

　　四、舍生取義與重身惜生

　　人生價值體現(xiàn)在哪里?就儒家而言，儒家追求的是精神的不朽，“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30]儒家一方面承認人生存發(fā)展的各種原欲，一方面又巧妙地以道德仁義引導和規(guī)范之。首先，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是儒家的一貫主張。儒家強調(diào)：“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經(jīng))”。衛(wèi)靈公曾向孔子請教軍旅之事,孔子頗為反感地拒絕道：“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31]，并且第二天就離開了衛(wèi)國。

　　其次，在義利的取舍上，儒家強調(diào)然而，“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32]又說“君子義以為上。”[33]可見，在儒者的眼里，“義”的價值是遠遠高于“利”的，所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34]舍義而取利為儒者所不恥。

　　最后，“仁”是儒家人生價值觀的重要表現(xiàn)，是儒者為之奮斗終生的目標，是高于生命的信念。當生存、利欲與仁義、道德發(fā)生沖突而必須以生死來做抉擇時，求生而背仁是儒家所鄙棄的，只有殺生成仁、舍生取義才是對生命最大的珍惜與尊重。“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35]生命無疑是可貴的，然而，在儒者的眼里，實現(xiàn)仁義的理想比生命更可貴，甚至可以為了實現(xiàn)此“仁”的理想而付出生命。可見，儒家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但在極端條件下為了實現(xiàn)人生價值，儒家主張殺生成仁、舍生取義，追求精神的永存。

　　道家極其重視個體的生命價值，此集中反映在老子的“重身惜生”的思想中。首先，重身、貴身、愛身、惜身是老子對待個體生命的基本態(tài)度和一貫主張，他說：“名與身孰輕?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36]聲名、貨利的重要性和生命比起來顯得微乎其微。又說：“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37]即如人能夠以貴身、愛身的態(tài)度有為天下，方可把天下托付與他。在老子看來，貴身則可清靜寡欲，無視外在的寵辱毀譽，如此才能遠離禍患、擔當大任。其次，老子對個體生命的重視還體現(xiàn)在其“惜生”的思想中。老子的“惜生”思想可概括為一下幾點：一，老子一貫珍生惜命，反對戰(zhàn)爭，他認為“兵者”乃“不祥之器”，即使打了勝仗，也應以喪禮處之。二，老子認為生的狀態(tài)就是柔弱，所謂“人之生也柔弱”、“柔弱者生之徒”，因此主張“守柔”，力圖通過守柔而守生。三，老子認為，“治人事天，莫若吝。……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38]老子追求生命的長生久視，他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吝”，即重視個體生命的修煉，厚藏根基，純?nèi)巫匀弧Ｋ模�老子認為，人出世為“生”，入地為“死”，但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夠做到清靜質(zhì)樸，純?nèi)巫匀唬�善于保養(yǎng)自己的生命，其余之人卻一味追求貪欲，傷殘身體。所謂“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于死地，亦十有三。”[39]因此老子反對人為的“求生”、“厚生”、“益生”、“貪生”。可見，老子的“惜生”思想與其“重身”思想是一致的，體現(xiàn)了對個體生命的重視。

　　五、積極入世與卑下守弱

　　人生的價值如何實現(xiàn)?在這個生命觀的核心問題上，儒道兩家又給出了“積極入世”與“卑下守弱”兩種不同的回答。

　　孔子并不反對出世，《論語》記載孔子遇到諸隱者如楚狂接輿、“耦而耕”的長沮、桀溺，荷條丈人等，均不敢怠慢。他甚至稱許寧武子和遽伯玉，“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40]“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41]然孔子對于入世的態(tài)度卻是迫切而堅定。子貢問曰：“有美玉于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者而沽諸?”孔子毫不猶豫地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42]孔子以“待沽者”自居，期望得到當政者重用，可見孔子積極用世的良苦之心與迫切之情。孔子對自己的治國才能也頗為自信：“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43]當是時，周室衰微，諸侯爭霸，禮崩樂壞，孔子希望通過他的努力，力挽狂瀾，扶大廈于既傾，將堯、舜、禹、文武、周公之道傳下去。

　　《東周列國志》戲曰：“孔子周游列國，弟子滿天下，國君無不敬慕其名，而為權貴當事者所忌，竟無能用之者。”[44]甚至在自己曲高和寡、知己者鮮的時候，孔子仍然強調(diào)“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盡管最終孔子的政治生涯以失敗而告終，但他仍然給出了“出世”與“入世”的回答：“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45]孔子不反對世道混濁時的出世者，但對“達則兼濟天下”的儒者而言，出世是不得已的選擇，因此對于那些在“邦有道”時仍然隱身不出的人，孔子是竭力反對的，此正是儒家入世思想的具體反映。

　　老子則認為，孔子儒家提出的那些道德禮義，都是對人自然之性的損害，是堅決要予以否定的，老子言：“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46]，“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混亂，有忠臣。”[47]因此，對于被儒家尊為“有道則見”的“入世”原則，老子則視為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及。老子提出清靜淡泊、卑下守弱的生活方式，主張以柔弱的姿態(tài)處世，淳樸無為。老子認為，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貌似柔弱，實則處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功堅強者莫能勝之。”[48]水的這種謙柔、謙卑之德性實值得人效法。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49]深知雄強，卻安于雌柔，可為天下之溪。深知明亮，卻安于昧暗，可以為天下之谷。為天下之溪谷，則可常德充足，歸于真樸，因此，人應知雄守雌，知白守黑，處柔守弱，唯如此，才是最符合人的自然之性。那些汲汲于功名，奔波于世間之徒，恰是對“人性自然”的最大的損害。為了遠離此紛爭俗世，老子甚至勾勒出了一副“小國寡民”的理想化的民間生活情景：“小國寡民。使有伯什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居，安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50]此單純質(zhì)樸的生活，正是老子理想之桃源，也是對于儒家汲汲于入世之譏諷。

　　可見，在生命的產(chǎn)生上，儒家認為皆是“天命”所賦，是天道自然之體現(xiàn);道家則將生命產(chǎn)生的終結根源歸結為“道”，體現(xiàn)了一個“道生德成”的生命本源論。盡管二者的表述不同，但都將宇宙萬物的產(chǎn)生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天命”或“道”之周流與顯現(xiàn)，具有了生成論與本體論上的意義。在對生命過程的看法，儒、道也有一定的相通之處，兩者都以生為勞，以死為息，都能對死抱有不憂不患的平靜態(tài)度。所不同是儒家一向秉持“樂生哀死”的傳統(tǒng)，以對生的關注來回避對死的直面，并認為死是當哀的，十分注重喪禮;道家對此的思考自始至終都表現(xiàn)出了一種“自然而然”的智慧，反對繁文縟節(jié)，重喪厚葬，以因順自然來守住生命的本然之“道”，此根源在于儒家重視社會性、道德性的人生，而道家重視自然主義的人生。在人生的存在狀態(tài)上，儒家追求“孔顏樂處”的道德人生價值，此是一種不為環(huán)境屈服的姿態(tài)，一種潔身自愛、傲然而立的“士君子”性格。道家則將“自然樸真”做為最本然、最應當追求的生活狀態(tài)，反對一切刻意的雕琢與偽飾，此是一種質(zhì)樸無華、云淡風清的超凡脫俗。這也造就了其后幾千年中國人所追求的兩種生活理想。道家則提倡清靜淡泊、卑下守弱的生活方式，主張以柔弱的姿態(tài)處世，甚至避世。一個積極進取，一個消極隱退，實際上相互補充而協(xié)調(diào)，表現(xiàn)在古代士子身上則為“得意則尊儒入世，失意則崇道避世”。

　　一言以蔽之，儒、道兩家盡管在生命的本源、生死的過程、人生的存在狀態(tài)、人生的價值以及如何實現(xiàn)此價值等幾個方面有諸多的差異，但兩者的根本區(qū)別在于儒家的社會理想、道德價值是其生命觀的主要支點和終極指向，而道家的自然主義是其生命觀的核心內(nèi)容和根本旨趣。兩者互異互補，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tǒng)生命哲學的主要內(nèi)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