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學的先驅(qū)劉勇是一位試圖突破自然科學的“浪子詩人”。雖然由于歷史條件，劉勇的要求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但劉勇代表了抵制限制人作為普通文人情感欲望主人的審美觀念和審美理想，接下來小編簡單介紹一篇優(yōu)秀文學論文。

　　一、文人階層的棄子

　　柳永(987—1053)，原名三變，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七，又名“柳七”，崇安(福建崇安)人，在那里，柳永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柳永的家庭是個非常注意儒家道德的仕宦之家，柳崇之五世祖柳奧隨叔父柳冕至福建任福州司馬，后又改官建州，遂定居于此。至于柳永的父親柳宜以及五位叔父則都曾做過官，柳宜為官期間，正是“太平日久，人物繁阜”之時。柳永有兄弟二人，長兄柳三復、次兄柳三接也都有科舉功名，侄、子也都中過進士做過官。作為仕宦之家的后代，從小就受到“學而優(yōu)則”思想的影響，希望能同他的先人一樣入朝為官。他曾在《勸學文》中寫道?：“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為此志向柳永分別于天禧三年(1019年)、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天圣五年(1027年)三次參加科舉考試。初次考試，這位青年才俊極其自負，認為“臨軒親試，對咫尺天顏，定然魁甲登高第”(《長壽樂》)。但是事實卻無情地打擊了他。

　　柳永是一個極具浪漫性格和音樂天賦的人。屢試不第的柳永苦悶至極寫《鶴沖天》，就是這首詞鑄就了他一生的辛酸，《鶴沖天》中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句。柳三變又一次參加考試，好不容易過五關(guān)斬六將來到皇帝跟前，只等皇帝朱筆圈點放榜，誰知宋仁宗看見“柳三變”龍顏大怒：“詞人好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詞去”。將名字抹去。柳永遂被逐出官場。統(tǒng)治者不可能讓一個與封建正統(tǒng)思想背馳的人入主官場。吳曾在《能改齋溫錄》巻十六記載：“仁宗留意儒雅，務(wù)本向道?，深斥浮艷虛藻之文。”柳三變進階仕途無望從此半解嘲的自稱“奉旨填詞”。被除名的柳三變咽淚裝歡，玩世不恭的扛著“奉旨填詞”御批招牌，從此浪跡江湖。

　　柳永也曾做過一些小官，景祐元年(1034年)他用柳永之名參加科考而及第，始授睦州團練推官。此后又相繼做過泗州判官，余杭縣令等職。也都受到阻撓未予進階。

　　然而，仁宗當政期間，正當宋代美學思潮勃興階段，美學領(lǐng)域內(nèi)有一大批勇于開拓創(chuàng)新的先驅(qū)人物，在仁宗時期初露頭角。但這位以“恭儉仁恕”載入史冊的太平天子，惟獨對柳三變不肯寬容，深究其因，主要統(tǒng)治階級的審美標準已經(jīng)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宋代程朱理學無時無刻不在制約著統(tǒng)治者的審美心理，促使其向符合理學規(guī)范的方向發(fā)展。然而仁宗在宮中飲宴暢歡時何嘗不喜歡柳三變的通俗曲詞，但是一旦柳三變想進入仕途，參與經(jīng)國之大業(yè)，這位皇帝馬上龍顏大怒，非但貶斥柳七，連柳七的曲詞也不要聽了。不幸的柳永!他放不下自己駕輕就熟、樂此不疲的通俗曲詞的創(chuàng)作，又擺脫不掉封建文人士子共有的對功名的熱望，終生沉溺在這一南轅北轍的矛盾中不能自拔。

　　二、市民階層的寵兒

　　浪子詞人是柳永平生最真實、快意的角色。柳永作為浪子詞人最突出的特征，不僅是他的才藝，更是他“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鶴沖天》)。他有放蕩不羈的性格，“風流逡邁”的氣質(zhì)“善為歌辭”的才華，“好為淫冶謳歌之曲”的情趣愛好。將功名與享樂相對立，驚世駭俗的邊緣化人生取向。這種人生取向是統(tǒng)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是對士大夫主流文人價值取向的解構(gòu)和挑戰(zhàn)，是對士大夫群體文化身份的顛覆。在強大的封建意識面前，柳永產(chǎn)生了抗爭性的自我意識，這種與生俱來的性格原本深藏在他的身軀里，一旦遇上適合的環(huán)境必將爆發(fā)。柳永的一生都在煙花柳巷里親熱唱和，歌妓不僅是他才藝的知音，還是他被主流生活遺棄和價值取向受挫時的紅顏知己。他的大部分詞都誕生在笙歌艷舞、錦榻繡被之中。他描寫歌妓的才華及處境，贊美她們的才藝，傾訴他們的痛苦。當時歌妓們的心聲是：“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黃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見，愿識柳七面”。

　　就其社會地位和文化修養(yǎng)來看，柳永均處在士大夫與市民階層這兩大圈子“相切的位置之中。例如，一方面他的文化身份是“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但在社會身份上，他則屢敗屢試，直至更名才中舉;再如，在文化身份上，他認為“晚年光陰能幾許?這巧宦、不須多取” (《思歸樂》)，但在實際生活中，他又為了進階不斷拜謁權(quán)貴。正是這種多元化交叉錯位，使柳永的歌詞得以打破不同階層文化的壁壘，他的人生理想在傳統(tǒng)的功成名就之外，不可避免的加載著對世俗的追求：“鎮(zhèn)相隨，莫拋躲，針線閑拈伴伊坐”《定風波》;他的才華不在等待“賣與帝王家”。功名場上的失利讓他無限傷感，但他的內(nèi)心始終堅持著對市井生活炙熱的情感投入：“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蝶戀花》)。

　　三、商業(yè)文化的潛在影響

　　我國古代特殊的經(jīng)濟形式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市井文化終將處在被主流文化(農(nóng)本文化)所包容、改造的境遇之中。商業(yè)文化的潛在作用依然影響著文人詞的創(chuàng)作。具體而言，一是在詞的內(nèi)容上以表現(xiàn)個人生活和情感為主。二是商業(yè)文化的運行機制、商業(yè)文化的傳播方式在更深的層次上影響了宋詞的創(chuàng)作者、接受者以物質(zhì)力量直接刺激詞向著順應(yīng)自己文化消費需求的方向發(fā)展。柳永就應(yīng)時代要求為詞壇提供了一種既迫切需要、又切實可行的新的文學樣式，開創(chuàng)了詞在形式方面的新領(lǐng)域。

　　(一)散發(fā)著濃郁生活氣息和人文氣息的俗文化傾向——歌妓詞

　　比起前代詩文中所表現(xiàn)的士大夫文人的愛情意識而言，柳詞中的愛情意識就格外奔放，格外袒露，也更加帶有平等和普遍的意味。

　　他極力描寫歌妓的生活及處境，贊美她們的貌美才藝，傾訴她們苦楚。他力求通過自己的詞，讓世人能更多的了解歌妓的生活及境遇。于是，華麗的詩句從筆端傾瀉而出，抗爭的思想從詩句中奔涌而現(xiàn)。“英英妙舞腰肢軟，章臺柳，昭陽燕……乍入霓賞促遍……慢垂霞袖急趨蓮步，進退奇容千變”。“心娘自小能歌舞，舉意動容皆濟楚”(《少年三》)。柳永不僅贊美了她們的絕倫舞資，而且對她們的高傲心性表示高度贊揚，字字句句洋溢著詞人對歌妓的尊重及愛慕之情。

　　柳永對歌妓的愛是真摯熱烈的。如他的《雨霖鈴》就是與歌妓戀人惜別時所寫，“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jié)”。在蕭瑟的秋風中，傳來陣陣寒蟬凄冷嘶叫的聲音。這番凄冷的離愁別緒不是虛情假意能夠作出。

　　這樣歌妓便成了柳永詞傳播者的一部分，不僅市井里巷處處歌之，王孫貴族的府邸也出現(xiàn)柳永詞的蹤影。就連皇帝業(yè)愛讀柳永之詞。一時間柳永成為市井坊巷的半職業(yè)歌詞作者。

　　(二)慢詞長調(diào)的詞作及以賦為詞

　　柳永在大容量、慢節(jié)奏的長調(diào)中，以酣暢淋漓的描寫，表現(xiàn)他對城市生活的沉迷向往。同時，他把賦體筆法引入到詞的創(chuàng)作中，使詞的層次結(jié)構(gòu)井井有條，使描寫場面宏大而生動。同時，他還善于把敘事、寫景、抒情融為一體。鑄成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為詞壇提供了一種既迫切需要、又切實可行的新文學樣式。在《樂章集》兩百余首詞中， 慢詞占十之七八。數(shù)量之多大大超越前人所作慢詞的總和，柳永的以賦為詞， 在慢詞發(fā)展史上具有開山的意義。

　　四、結(jié)語

　　北宋李之儀曾說，唐五代作詞“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為宗，然多小闋。至柳耆卿始鋪敘展衍，備足無余，形容盛名，千載如逢當時”。其筆下也自然留住了那個時代的都市風情。

　　在北宋詞人中，柳永的遭遇成為北宋時期極富典型性的文學現(xiàn)象——他是市民階層的寵兒，又是文人階層的棄子;他熱烈的歌頌世俗生活，又不自覺地回歸文人理想;他的一生是備受歡迎的一生，又是飽含凄涼的一生。人生的坎坷失意，率真的性情，以及他的博學多才、灑脫不羈成就了柳永在婉約詞壇享譽甚高的地位。對于柳永，市井文化已不再作為外在文化力量影響他的人生選擇和創(chuàng)作思想，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已成為他生活的支點，他賴此而維持生計，他也賴此而獲得了價值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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