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網訊：“”是當今中國最能引發所有人共鳴的詞匯。自中國領導層換屆以來，重啟、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并以此緩和日趨的社會矛盾，已成社會共識。

　　但是過去10年的僵局表明，如今的難度不亞于之初。與20世紀70年代末相比，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而部門由于掌握了大量經濟資源和審批權成為一大阻力。因此，將陷入復雜的利益博弈，甚至有悲觀者認為“已死”。

　　但我們不能簡單地等待家的英明決定。相反，家的選擇也會受到各種力量的影響。每個都不應該成為旁觀者，這不僅因為一旦社會出現大的問題，任何人都不可能獨善其身，而且因為一個個微小的力量聯合起來就會形成足以推動歷史車輪的合力。在這樣的歷史關口，具有較大話語權的社會精英肩負著更特殊的責任。

　　中國的首先是從經濟切入的。因此，經濟學家始終是議題中最活躍的群體。“吳市場”、“厲股份”是典型代表。作為一個群體，經濟學家的活躍程度遠遠超過其他領域，例如家、社會學家、學家。

　　在社會變革的大潮中，經濟學家可以是許小年、張維迎這樣的“問題者”，也可以是吳敬璉這樣的方案設計者，甚至躋身高層親手抄刀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

　　當然，不可否認，也有不少經濟學家選擇“抬轎子”的道，屢屢為干預經濟的做法提供理論的呼應；也有的經濟學家民粹主義的線，靠對社會的不滿情緒來實現自己的個人價值。從社會現實來看，這兩類人還大有市場。

　　究竟如何衡量一個學者的價值？在筆者看來，一個學者有兩種價值: 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學術價值容易量化，通常以在頂尖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和論文被引用次數為指標。社會價值難以量化，主要體現為政策影響力、影響力。學術價值一般都是正的，但社會價值有時為負數，例如一些學者不負責任地刻意“”認知，抑或為求“進宮對詔”的機會而學者的與。

　　能同時在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方面有所建樹的人屈指可數。凱恩斯、弗里德曼、科斯都是很好的例子，他們的學術不僅成為經濟學領域的奠基之作，也對政策和產生了深刻影響。每次遇到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就引發熱烈爭論。很多人不知道，凱恩斯還是參與二戰后國際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方案設計的主要人物之一。雖然他的方案沒有被采納，但能達到這種境界的學者屈指可數。特別是隨著經濟學體系的完善，大師似乎已成絕響。

　　更多的人屬于“偏廢型”。例如，“吳市場”吳敬璉、“厲股份”厲以寧，雖然沒有一篇論文能躋身全球頂尖學術期刊，但他們對中國經濟產生的影響力是絕大多數海歸精英們難以望其項背的。他們更多算是時代造就的英雄，他們的價值不在于為國際經濟學理論“添磚加瓦”，而在于把一些樸素的經濟學原理成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許小年雖然政策影響力不大，但他對糾正的錯誤認知、普及市場經濟原理發揮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用。同樣，茅于軾獲得“弗里德曼”也不是因為他的理論創新，而是他對普及市場的不懈追求。

　　還有一類屬于“學究型”。在現代大學論文考核機制的促使下，大量學者醉心于對各種模型的演繹，生產出大量“頂尖期刊論文”，但這些文章無人問津，讀者少得可憐，成為只有圈子里的人相互“激賞”的象牙塔游戲。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問他這篇論文的社會價值是什么，估計他是無論如何也解釋不清楚的。這種現象由來已久。領導力大師·本尼斯（Warren Bennis）于2002年發表的《商學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一文，很早就了商學院日益“偏離實體經濟需求”的。在他看來，很多教授于撰寫那些沒有幾個人讀得懂的晦澀論文，而忘記了商學院的真正——服務于實體經濟的需求。對學者而言，即使憑借頂尖論文能在美國一流大學混到終身教授職位，這種“向上弱智化”（dumbing up）依然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學術價值是比較容易追求的，只要你IQ正常、足夠努力。但社會價值才是學者的試金石。要么你能像弗里德曼那樣開創一個學派，要么你能像吳敬璉一樣以智慧、經驗和影響力去社會。僅僅因為論文在國際排名第幾就自以為是，這比央企進了世界500強就以為自己成了“世界一流公司”更為可笑。

　　當下，中國正行進在歷史的三峽。如果不推進的市場經濟，我們就有可能滑入資本主義的深淵。在這樣的歷史轉折點，經濟學家的社會責任比學術能力更加重要。凱恩斯說: 長遠來看，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經濟學家也會短期化地追求個人利益。

　　講真話，講負責任的話，有時需要很大的勇氣。如吳敬璉在2001年股市“連規范的賭場還不如”，其后的股市下跌導致很多股民遷怒于吳敬璉。在被、的時候，吳敬璉總是引用伏契克的那句話: “人們啊，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啊！”幾年之后，那些股民已經非常認同吳敬璉的看法。

　　面對艱巨的任務，經濟學家應該以強烈的時代責任感，成為的推動者。如果說，家的抉擇是多種因素博弈的結果的話，那么社會精英尤其是經濟學家的參與就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每一個經濟學家都不應妄自菲薄，讓我們記住凱恩斯在1936年寫下的這句話: “那些認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識影響的實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 （本文是作者為其新書《下一個十年——一個青年經濟學者的夢》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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