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促進社會的發展，也使人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國家的約束，獲得進一步的自由，實現人自身的回歸。互聯網帶來了信息產業和技術的革命，并改變著世界，它給國家政治權力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從宏觀和微觀上解構著國家政治權力。這給當下正在實施改革的中國提供了契機，我們要化挑戰為機遇，結合國情，審視互聯網對國家政治權力的解構內容，發揮互聯網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的積極作用，積極推進與經濟建設相適應的民主政治建設。

　　關鍵詞：互聯網,政治權力,民主政治建設,管理核心論文發表

　　互聯網對國家政治權力的解構

　　互聯網滲透到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產生了深刻影響。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互聯網絡的迅速擴張對人類政治民主產生巨大的影響，正如學者劉文富在《網絡政治—網絡社會與國家治理》中所述“隨著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而出現的虛擬政治將對國家主權、政治體制、政府管理和政治文化造成相互交織的重大影響”。①目前“解構”一詞在學術界、文藝界等頗受青睞，被廣泛應用到哲學、文學、藝術、建筑、工業設計等領域。解構主義者主張反權威，反傳統，其目標是打破現實社會的結構與秩序，反對理性崇拜，追求多元化與差異。“解構”就意味著對現實的顛覆。②可見，“解構”有破壞、挑戰、分解、沖擊與影響等內涵。

　　政治權力是政治主體對政治客體的一種控制和支配能力，政治主體憑借自身的政治資源優勢來實現這種對政治客體的控制和支配。③階級社會中，人將政治權力讓渡給了國家，社會發展的目的就是要讓政治權力慢慢回歸社會，回歸人自身。而互聯網的出現，從宏觀和微觀解構著國家政治權力，實現著政治權力的回歸。

　　從宏觀層面看，互聯網沖擊著國家政治權力結構，消弱國家政治權力執行力，顯著擴大國家政治權力客體參與面。一是沖擊國家政治權力結構。中國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在建設初期借鑒前蘇聯中央集權的模式，使得國家政治權力結構具有中央集權、自上而下、垂直控制的官僚科層等級制特征。雖然歷經不斷完善，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但傳統的政治權力結構烙印依然存在。

　　互聯網傾向于水平延伸，具有“扁平化”特征，有利于實現人人平等，對傳統國家政治權力結構產生沖擊。學者方朋欽認為，與傳統民主相比，網絡民主的直接后果就是導致傳統權威的消解。美國計算機科學家尼葛洛龐帝指出：“只有在網絡出現以后，傳統的中央集權才會真正解體。”學者劉少杰指出，互聯網不僅是使原有權力結構中各方力量對比關系發生了變化，而且信息權力在成長、壯大，使得傳統權力結構中由此而注入了一種導致內部持續緊張、變動的新權力。而這種信息權力不僅能沖擊傳統的實體權力，而且還能助燃“蝴蝶效應”，瞬間成倍放大。

　　二是消弱國家政治權力執行力。互聯網作為一項技術成果，本身不具有價值屬性，它以使用者的價值導向而確定。互聯網在給人類帶來了巨大進步的同時，也產生了不容忽視的負面效應，如現在網上反動、違法、侵權、虛假、色情淫穢信息泛濫，尤其是對社會不公平現象的大量、頻繁報道，給人們內心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有網友調侃“看半天微博，要看七天新聞聯播才能治愈”。

　　人的意識具有能動作用，它能夠指導人們去實踐，改造客觀世界。正確的意識和錯誤的意識會產生相反的結果。對于政府的政策、辦法，如果人們內心對政府有信心，支持擁護政府工作，那么就會按照政府的規定要求，認真配合，努力完成，這樣國家的政治權力就得到有效執行和落實。反之，人們如果因互聯網負面信息所影響，質疑政府執政理念和目的，肯定會影響到國家政治權力的真正執行。

　　三是顯著擴大國家政治權力客體參與面。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的產生使政治權力的主體和客體相分離，出現了代表全社會成員共同意志的公共權力機關，而對于社會絕大多數成員而言，他們成為了權力的客體。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隨著社會的發展，政治權力最終將重新完全回歸社會，即權力主體和權力客體的再度合一。可見，公民參與政治的狀況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會的發展進步。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深受封建社會、前蘇聯體制、工業化運行模式的影響，尤其是公民參政素質不高、意識不強，導致公民參政積極性不高，參政公民與國民比例不高。

　　互聯網的出現顯著改變了這種狀況。它的開放、互動、跨時空、即時性、低門檻、趣味性等特征，使其成為人們日常討論交流的重要平臺，成為影響著個人、群體乃至我們整個社會思想與行為的潛在力量。公民可通過網絡參與政治，發表意見。學者方朋欽認為，網絡民主具有許多明顯優勢，它突破了傳統地理空間、信息溝通方式和獲取途徑的限制，使得民主能以較低的代價，即時間、金錢成本較低，而在較大范圍內實現。

　　從微觀層面看，互聯網帶來了“倒金字塔”話語權結構，網民個體之間的快捷互動，出現折射式反射和向網民傾斜。一是“倒金字塔”話語權結構。話語權就是說話權，即控制輿論的權力。它決定社會輿論的走向。現實社會中政府掌管著輿論媒體，作為中間層的各行各業的精英也大多聽命于政府。從話語權上講，政府有最高的話語權，呈現出政府—中間層—普通民眾的金字塔式結構。而在虛擬網絡社會中，信息權力的最大主體已不再是傳統社會中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的掌握者，而是在人數上占絕對優勢的由廣大普通社會成員組成的網民群體。計算機和現代通信技術的普及應用，基本使社會成員都具備了發布信息、表達觀點、參與交流和抨擊時弊的條件和能力，都成為信息權力的掌握者和施行者。加之網絡的開放性，任何人均可上網注冊，基層民眾人數眾多，他們形成強大的網絡話語權。而政府雖然享有一定的技術優勢，但由于網絡自身的開放性、平等性，使得自身的優勢在虛擬網絡環境中大打折扣，加之網絡社會中政府工作人員又少，政府的聲音常常消失在基層網民大軍聲音的“海洋”中。這樣就形成了與傳統社會不相對等的“倒金字塔”話語權結構。

　　二是網民個體之間的快捷互動。在互聯網網狀傳播模式下，任何一個信息源都可以成為傳播的中心從而使網絡傳播沒有了中心，這樣政府就喪失了對信息的壟斷能力。網民和網民之間可以實現信息交流、共享等。和傳統時代的傳播相比，網絡傳播的一個最大不同是，使傳播模式中受眾之間的互動成為可能。而且這種“可能”十分方便快捷。在現實社會中，由于民眾是單個的個體，在強大國家政府的影響下，個體思想易受國家政府的主導。但網絡社會中，單個個體之間可進行信息交流，形成一個大的集體，大大消解了政府主導的意識形態，還以強大的集體力量反作用于政府。

　　三是出現折射式反射。通常情況下，排除人為因素，現實社會中政治權力依靠強有力的行政手段，可觸及到社會任何一個地方。在整個執行過程中，不存在政治權力的弱化。網絡社會本質上是一種數字化社會關系結構，網絡社會的社會結構具有中觀的技術性結構特征，它不同于傳統宏觀和微觀的社會結構。這一中觀的技術性結構特征弱化了現實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文化。④當政治權力觸及到網絡社會中，針對政府的政策、規定，網民可直接在網絡發表看法，提出質疑，有一部分權力將被反射回來，只有剩余的部分權力在網絡社會中起作用。

　　四是向網民傾斜。網絡社會中，權力的天平傾向了受眾的一邊，而所謂意識形態的傳播也許會被當成一個笑話。⑤在網絡社會中，一些商業網站、網絡媒體為追求經濟利益，吸引網絡民眾眼球，在沒有弄清事件真偽之前，就早早爆料敏感事件，喜歡用一些極具誘惑、噱頭的詞語來報道，上傳“標題黨”新聞，迎合網絡民眾內心需要。有些網絡“意見領袖”、“大V”、網絡達人、網絡技術精英等與網絡企業相互利用，有些網絡精英本身就是網絡企業工作人員，他們為追求物質利益，利用自身特殊的網絡地位，與商業網站、網絡媒體合作，有時甚至不惜利用造謠等非法手段，迎合網民需要，獲取網民支持和關注。

　　抓住機遇，順勢而為，有序推進民主政治建設

　　深刻領會馬克思主義的民主政治思想，認清民主政治建設的必要性。馬克思在《關于現代國家的著作的計劃草稿》提到了“集權制和政治文明”。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只存于過渡時期。社會主義社會時期，理論上講，不存在無產階級專政。從社會形態發展的分析中得知，原始的民主制是原始社會的氏族或部落內部的一種議事制，而不是一種政治形式。私有制產生后，國家政治權力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分別以貴族制、王權、現代民主的形式出現。馬克思在對政治體制的分析中，把現代國家的政治文明看作是與集權制相對立的一個范疇或一種執政權力形式。⑥我們要深刻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吸收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有益成果，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文明。

　　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對“宗教解放”、“政治解放”進行了批判，提出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的“人類解放”思想，但毋庸置疑，“政治解放”是人類社會的重大進步，正如馬克思所言“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自己”，當然政治解放也是“一次解放”，即馬克思所說由“政治動物世界”向“民主的人類世界”的轉化。此時雖然不是“自由的人”，但畢竟是人，是巨大的進步。⑦中國是在“前現代化”的貧窮落后的情況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迫切的任務不是立即去實現共產主義要實現的那個“人類解放”，而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去實現別的資本主義國家要實現的現代化以及“政治解放”。⑧

　　前蘇聯的解體深刻印證了不能“跳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設想。教訓是深刻的，沉痛的。馬克思說：“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而只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前蘇聯雖然創造了可以和美國相抗衡的經濟實力，但它沒有實現“政治解放”，也更談不上“人類解放”。鄧小平早在1986年就指出：“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也搞不通。”可見，實施政治體制改革，加強民主政治建設是當下的必然選擇。

　　穩定是前提，互聯網的管理要堅持以人為本，發揚實干精神。在以互聯網為抓手推動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穩定是不容回避的問題。互聯網是社會的“晴雨表”。網上突發事件可能導致現實社會中突發事件的發生。更可怕的是，網絡是沒有國界的，理論上你可以瀏覽世界任何一個接入Internet國家的網絡信息，而這個互動是彼此都可以實現的。這是以往任何媒體都不能達到的，它就像一個通道，實現海量信息的跨國界自由流動。互聯網以一種虛擬的方式推進全球化，且這樣方式具有隱蔽性和不可測性。不可否認，網絡充斥著各種思想觀念、負面信息，長期接觸負面信息肯定會對思想觀念帶來不利影響。由于特殊的意識形態，國外“分化”、“西化”中國的圖謀一刻也沒有停止。隨著中國的崛起，一些國家更是想方設法遏制中國，網絡成為他們的重要渠道，散播不利于中國發展的負面信息，對人權等進行攻擊，而背后針對的就是國家主權。

　　在互聯網管理上，更加尊重互聯網的內在本質特性，注重互聯網的扁平化、去中心化、自由性特點，少生搬硬套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和做法，而是結合這些本質特征，著眼長遠，從制定互聯網的技術規則入手，從技術源頭管理互聯網。現實中，對于網絡的監管，不僅僅是刪帖，抓一些在網上散播謠言的人，而是要力求找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網民為什么會在網上造謠，他們的心態是怎么樣的，為什么會造成這種心態。如果黨的各級領導、政府官員能夠發揚為民服務的實干精神，積極關注網絡行為，參與網民交流互動，黨和政府不僅能增強同群眾的聯系，自覺抵制消極腐敗現象和不良風氣，而且還能獲得更多直接源自現實生活的新思想、新做法，那么有助于克服任何的挑戰。

　　利用互聯網優勢，借鑒前蘇聯解體的教訓，有序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基于以上對互聯網帶來巨變的分析，我們得出互聯網作為一種新媒體、新技術，它的推廣應用對于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網絡的出現，極大地強化了大眾的知情權和表達權。當代最著名的社會學家和都市研究的權威學者之一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指出，互聯網可以變成由下而上的參與、交流、控制、影響決策的工具，具有民主化潛能。當下，公民實際上是可以運用互聯網去監督政府，而非獨政府監督公民。人們可通過互聯網與政府工作人員互動，評價國家政治生活和政治決策，對社會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等發表評論，持續對政治權力、意識形態起作用。

　　卡斯特爾認為，集權必然導致國家政權、意識形態及軍事力量的強大，個體的關注和創新驅動受到抑制。前蘇聯的解體是由于其集權的思維模式和“工業主義”的發展方式不適應信息社會、網絡社會的要求所致。面對網絡技術、信息技術的發展，政黨、國家該如何適應它，并充分利用好這些技術革命帶來的成果。借鑒前蘇聯的教訓，我們要積極推進政治民主進程，加強制度建設，完善人民代表的選舉辦法，擴大基層民主，切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同時，把教育作為推進民主政治的支柱，切實重視教育，提高國民素質，營造自由、和諧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