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精神病鑒定問題始終是法律研究關注的重點問題，其啟動科學與否直接關系刑事訴訟結果。由于精神病鑒定具有較強的復雜性，不僅涉及到醫學知識、心理學知識，也涉及到法學知識、社會學知識等。因此，加強司法精神病鑒定與犯罪心理研究至關重要。本文以陜西省某起特大殺人案為實例，就司法精神病與犯罪心理基礎問題進行了簡要分析，以有效探尋司法精神病鑒定出路，完善我國司法鑒定體系。

　　【關鍵詞】特大殺人案；司法鑒定；精神病；犯罪心理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犯罪嫌疑人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患有精神疾病，并在精神異常情況下做出犯罪行為時，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甚至“不負刑事責任”。但在司法實踐中，精神病鑒定始終存在問題，如兩次鑒定結論不一致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嚴重降低了司法精神病鑒定可信度，影響其在司法訴訟中作用的發揮。以下是筆者基于某起特大殺人案對司法精神病鑒定與犯罪心理的幾點探討，意在拋磚引玉。

　　一、某起特大殺人案的相關概述

　　案件背景：2006年7月16日晚，陜西省漢陰縣平涼鎮鐵瓦殿內發生一起10人遇害的特大殺人案。被害人員包括6名鐵瓦殿內工作人員，4名鐵瓦殿香客，最大六十歲，最小十歲。案件進程：經現場深入勘察初步確定犯罪嫌疑人為邱某（男，漢族，初中文化，陜西省石泉縣某鎮農民）。犯罪嫌疑人在逃跑過程中兩次作案，致一死二傷。公安機關于7月26日發布A級通緝令，開展大規模搜捕，并于8月19日將其抓獲，犯罪嫌疑人對鐵瓦殿10人遇害殺人案供認不諱。2006年10月19日，陜西省安康中院對該起特大殺人案作出一審判決，即“邱某故意殺人罪、搶劫罪成立，數罪并罰判處其死刑并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財產5000元人民幣”［1］。邱某對一審判決不服，并于11月31日針對犯罪原因提起上訴。在二審之前，其家人向法院提交了邱某患有精神疾病的證明，其辯護律師向法院提出對其作司法精神病鑒定的申請。12月8日，在二審庭審過程中，“對被告人作司法精神病鑒定”的主張并沒有被法院采納，最終判處邱某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這在一定程度使司法精神病鑒定一度成為該起特大殺人案熱議的重點問題。現今該起特大殺人案雖然已經過去十多年，但由于司法精神病鑒定申請駁回案件屢有發生，使這起殺人案及其類似案件引發的“司法精神病鑒定”問題始終備受人們關注。尤其是隨著精神病患病人數的不斷增多，關于司法精神病鑒定制度在刑事訴訟中有效應用的爭議愈發激烈。如何破解司法精神病鑒定困惑，促進司法精神病鑒定制度積極作用的有效發揮，成為法律研究關注的重點。

　　二、司法精神病鑒定基本問題分析

　　（一）關于“精神病”的認識問題

　　由于精神病鑒定過程是一個復雜的認識過程，主觀認識與客觀認識相互交錯。因此，對精神病的認識不同，精神病鑒定結果也不同。對此，在司法實踐過程中，由于辦案人員、法律專家、精神病鑒定專業人員、普通百姓等對精神病存在不同的認識，導致精神病鑒定結果及其在刑事案件處理中的應用呈現出不同結果，引發司法精神病鑒定啟動、鑒定意見應用爭議問題的產生。通常情況下，精神醫學中精神病屬精神疾病中的一種，指精神分類癥、躁狂抑郁癥等具有功能性精神障礙的疾病。因此，精神專家的認知中，即使患者外在癥狀不明顯，但存在功能性精神障礙，也表示其患有精神病。而在一般人的認知中，精神病多表現為胡言亂語、眼神無光、披頭散發、喜怒無常［2］。而在現實生活中，一般人眼中的精神病表現并不常見，多數精神病患者雖存在病態行為，但也保留著正常思維、行為。就邱某而言，排除其正常行為，從其沒有原因懷疑妻子與道士存在不正當男女朋友關系，將石頭視為螃蟹，應在判決書上記錄妻子不忠，近兩年來情緒變化顯著等現象中，可判斷邱某存在精神問題，具有妄想癥臨床癥狀。總而言之，精神病認識的差異性、復雜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精神病鑒定結果的多元性。加之，除精神疾病專家外，多數人員對精神醫學知識掌握有限。不可避免削弱精神病醫學在精神病鑒定中的權威性，無法及時對疑似患有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進行司法鑒定。對此，筆者建議應在案件偵查與處理過程中構建精神疾病預警機制，制定相對完善且科學的司法精神病鑒定規定，從而能夠在審理過程中，根據犯罪嫌疑人實際情況及時委托專業機構與工作人員進行精神病鑒定。例如，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史（鄰里、醫院等提供可靠依據）；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家族史；犯罪嫌疑人犯罪行為、動機等違背常理且在案情審理過程中存在精神異常表現。

　　（二）司法實踐中精神病證明的提供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精神病證據證明提供問題對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啟動、案件當事人權益維護、司法公正表現等存在重要影響。就我國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啟動設計而言，案件當事人不具備精神病鑒定權利，僅能通過申請由法官判定是否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因此，當法官不認為被告人患有精神病時可不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當事人如對決定不服，可進行上訴）。當法官決定啟動司法精神鑒定后，鑒定人鑒定意見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司法判處結果。據有關調查研究顯示，我國司法實踐中法官對鑒定人鑒定意見的依賴性較強，多數法官會采納鑒定人意見進行審判。然而，目前精神疾病診斷技術尚不完善，專業機構以及工作人員在進行精神病診斷過程中多以精神病史為依據，采用“觀察法”、“經驗法”、“話聊法”進行判斷，使精神病診斷結果存在較強主觀性。因此，在精神病司法鑒定過程中，通常會出現鑒定機構不同鑒定結果也不同，第一次鑒定結果與第二次鑒定結果不同等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法官審判行為產生制約，加之一些犯罪嫌疑人會在司法精神鑒定過程中進行偽裝，鑒定人在采用“經驗法”、“話聊法”進行鑒定時，很容易受人為干擾，讓犯罪嫌疑人逃脫法律制裁。對此，在司法實踐過程中，為消除精神病鑒定隱患，法官多不采納司法精神病鑒定申請。從而形成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啟動難控制與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不啟動社會爭議大的矛盾，制約司法精神病鑒制度的實施。對此，筆者建議對司法精神病鑒定標準做進一步規范，明確精神醫學中“精神病”概念與法律法規中“精神病”概念的差異與區別。與此同時，法官應掌握主控權，將鑒定人精神病鑒定意見作為參考，能夠根據案件當事人實際情況、案件性質等作出科學判斷。此外，提高法官案件審查能力、精神疾病識別能力，從而在審判過程中能夠根據所提供的證據、辯方意見做出正確判斷。

　　（三）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能力評定問題

　　刑事責任能力評定問題，同樣是影響司法精神病鑒定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意見應用的關鍵問題。有學者認為鑒定人由于精神疾病鑒定專業性更強，能夠在與之接觸過程中對其犯罪過程中是否處于精神異常狀態進行有效判斷，應具備刑事責任能力評價能力，將刑事責任能力評定納入精神病鑒定范疇；也有學者認為精神異常者在犯罪過程中其行為如果受認識控制，則案件具有違法性需由法官對其刑事責任能力進行判定［3］。筆者認為刑事責任能力需從精神醫學、心理學、法學、社會學等從層面進行分析。就邱某而言，筆者認為需要對其做司法精神病鑒定，但司法精神病鑒定結果并不意味著其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我們需要以冷靜、負責態度，客觀、全面、比較分析問題，以保證司法權威性、公正性。

　　三、結論

　　司法精神病鑒定制度的宗旨在于維護司法公正、公平。但由于精神疾病以一種涉及心理學、醫學、社會學、法學等多學科知識的綜合性疾病。因此，精神疾病鑒定難度相對較大。這就為司法精神病鑒定在刑事訴訟中的應用提供了難度，何時啟動、由誰啟動、重復鑒定、鑒定意見等成為司法精神病鑒定制度執行過程中爭議的重點問題。這就需要我們能夠加強司法精神病鑒定研究，能夠從啟動權規劃、鑒定標準完善、鑒定技術提升、鑒定程序完善、鑒定意見應用等多層面入手，進行制度改革，規避或消除其在刑事訴訟中應用的爭議。

　　參考文獻：

　　［1］李寧．精神病司法鑒定的困境與出路［J］．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9，32（01）：33-35．

　　［2］陳邦達．精神疾病司法鑒定啟動程序實證研究——以382份刑事判決書及案例為樣本［J］．法律適用，2017（23）：59-65．

　　［3］孫皓．論刑事訴訟中精神病問題的證明責任分配［J］．法學雜志，2017，38（01）：102-111.

　　作者：秦晉 單位：漢陰縣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