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格化結構滲透于政治體系的各個層次和角落，每一個體系都存在人格化權力關系。這篇法律評價論文建議應該從實際出發(fā)，科學地制定法律，做到寬嚴相濟。法律過于寬松，會造成法律的威懾力、約束力降低，使其無法發(fā)揮應有的功能。《法律科學》是西北政法學院主辦的、面向國內外公開發(fā)行的學術性刊物。主要發(fā)表法學學術理論文章，注重學術性、專業(yè)性、知識性。本刊連續(xù)被列入“中文核心期刊”、“法律類核心期刊”、“中文社科常用期刊”、“法學類最重要的核心期刊”。2002年榮獲全國百強人文社科學報，列入中國人文社科學報類核心期刊。2002年在全國人文社科類學報轉載率排名中排全國人文社科學報第5名。

　　摘　要：商鞅是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其通過變法將秦國改造成富裕強大的國家，為統(tǒng)一六國打下了基礎。商鞅變法的內容涵蓋多個方面，其中也體現(xiàn)了商鞅法治思想的主張。通過對商鞅的“重法”“重罰”思想以及在法律執(zhí)行過程中的若干價值取向的分析，總結商鞅法治思想中的可取之處，指出應該避免的問題，并結合當代形勢，希望為我國法治社會建設和發(fā)展提供相關啟示。

　　關鍵詞：商鞅;法治;重法;重罰

　　一、商鞅法治思想簡述

　　在“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法家對于治國之道的理解，是從重視“法”在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開始的。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他推行變法，源于他思想中“重法”的因素。“民本，法也”，商鞅認為治理民眾的根本方式是實行法治。而“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體現(xiàn)出實行法治的目的，在于將其作為行為標準來限制奸邪的產(chǎn)生。“農戰(zhàn)”，即農耕與作戰(zhàn)，是商鞅所主張的國家生活的兩個主題，而在《商君書·立本》中，商鞅論述到確立根基、強兵戰(zhàn)勝敵人的方法，在于用兵之前推行法治，可見在商鞅對“法”的重視程度。與此同時，商鞅將“禮制”“仁義”等對中華文明乃至東亞文明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儒家思想的主張歸類于“六虱”，輕視它們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認為“無六虱，必強”也是商鞅法治思想被人們所爭論的一個焦點。綜上，商鞅的法治思想，首先體現(xiàn)在“重法”而“輕禮”。

　　二、商鞅法治思想簡評

　　對于商鞅法治思想中的“重法治、輕禮義”的原則，后世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筆者以為商鞅重視法律在政治生活、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強調法律的至上性是值得肯定的。俗話說“無規(guī)矩不成方圓”，在治理國家這樣的大事上，更應該強調有一套準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緣法而治，這樣，正常的社會秩序才能得以運轉。而單靠人們的修養(yǎng)和素質，用“禮義”“道德”這樣不成文的、沒有統(tǒng)一標準的概念來治理國家，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正如《商君書·定分》中所論述到的，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圣人、賢人，所以不能用圣賢的標準來要求人民。而且隨著時代的變遷，特別是當今物質社會、經(jīng)濟時代，人們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人民都想在能力范圍內捍衛(wèi)自己的利益。若沒有法律制度來治理民眾與社會，而更多地依靠“人治”或不成文的、約束力稍遜的“德治”來治理國家，將是行不通的。但商鞅思想的缺失在于，他將法律與道德禮儀的作用完全對立起來，表現(xiàn)出功利主利、實用主義和非道德主義傾向。因此，應該辯證地看待商鞅“重法、輕義”的法治思想。

　　在商鞅的法治思想中采取“重罰”的主張，其實是有一定客觀原因的。秦國地處中原與西北少數(shù)民族居住地的過渡地帶，地處偏遠不開風化，民眾的文化素質不高，因此重視刑罰的作用，采取“硬”的手段來治理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一味地“重刑”雖不值得人們學習，卻值得人們警惕。商鞅意識到了“激勵”在管理中的作用，固然是好的，但是過于注重“負激勵”而輕視、忽視褒獎等正面的激勵卻是商鞅法治思想的一大缺陷。此外，采取“輕罪重罰”“嚴刑峻法”等將民眾至于完全對立的位置的做法，“權利”和“義務”沒有平衡發(fā)展，將“法”與“罰”在一定程度上等同起來，這不僅使商鞅個人在秦孝公死后成為眾矢之的，最終慘死，更讓變法后的秦國漸漸喪失了統(tǒng)治的“正當性”。

　　三、商鞅法治思想對建設法治社會的啟示

　　雖然商鞅的法治思想有許多缺失，從現(xiàn)代法制的角度看來甚至是硬傷，但商鞅所推崇的法治理念，于我們當今如火如荼進行的法治社會建設，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法治理念的確立與貫徹，是當今社會建設中亟需完善的部分。在商鞅與秦國貴族的論戰(zhàn)中，秦國貴族就曾提到“法理不外乎人情”，人情是法律制度的補充，它們存在的目的都是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只不過法律具有強制性。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人情社會”，這是幾千年來文明發(fā)展、社會發(fā)展的產(chǎn)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