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水平省際差距較大。經驗顯示，特色化運作可推動文化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完成產品開發；產業投資聚集可驅動產業基礎一般的地區實現文化產業精細化發展；全面創新和融合發展可推動文化產業發展水平較高地區的產業升級，文化消費增長能提升產業盈利能力。因此，建議各地因地制宜，實施發展模式分類工程；根據自身情況選擇創新驅動、投資驅動和資源驅動等發展模式，精準推動地方文化產業發展；分類實施文化消費政策，做好普惠性公共服務。

　　關鍵詞：創新驅動；消費驅動；發展模式；錯位發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當前國內外文化消費急劇縮減，我國文化產業①發展也面臨十分嚴峻的挑戰。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一季度全國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產業企業實現營業收入16889億元，同比下降13.9%。在文化及相關產業9個行業中，受疫情防控期間暫停或取消聚集性文化活動的影響，文化娛樂休閑服務營業收入降幅最大，同比下降59.1%，其中娛樂服務和景區游覽服務分別下降62.2%和61.9%；文化傳播渠道下降31.6%，廣播影視發行放映和藝術表演分別下降78.5%和46.2%。在此艱難局面下，地方文化產業亟需厘清實際，盡快實現精準化、高效化發展。

　　發展概況

　　1.文化產業發展模式的總體特征目前全球文化產業主要有三種發展模式[1]：以日韓為代表的政策引導型，即主要利用產業政策引導和扶持產業發展與對外文化輸出；以英法為代表的文化資源驅動型，即主要利用歷史文化資源和影響力優勢獲得發展；以美國為代表的市場驅動型，即通過市場主體充分參與文化市場競爭帶動產業發展。當前，我國的文化產業具有鮮明的政策驅動特色，同時又與我國空間和區域文化、經濟相融合，形成了鮮明的地域特色。（1）我國文化產業正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017年以來，我國先后出臺了《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和《文化部“十三五”時期文化產業發展規劃》，旨在引導文化產業“全面推進文化內容形式、方法手段、載體渠道、體制機制、政策法規等創新”。鑒于此，上海、北京和廣東等地分別出臺《上海市關于加快本市文化創意產業創新發展的若干意見》《北京市關于推進文化創意產業創新發展的意見》和《廣東省關于加快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意見》等專項政策，引導地方文化產業“文化+”“科技+”“創意+”融合發展。在這一背景下，新興技術得到廣泛開發應用，網絡游戲、網絡動漫和電競等新業態迅速成長，頭條、tik-tok等新興平臺和核心產品熱銷海內外。（2）文化消費已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驅動力。當前，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消費需求已成為我國文化產業的重要任務和發展新動能。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城鎮居民教育娛樂文化人均年消費達2974元，是1998年的5.96倍；文化服務業增加值為24832億元，占全國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41171億元）的60.3%。為順應文化消費需求升級趨勢，國務院辦公廳先后印發了《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實施方案（2018-2020年）》《關于進一步激發文化和旅游消費潛力的意見》，引領產業結構持續優化。2.文化產業發展的兩個突出現象（1）文化產業省際發展不平衡現象突出。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和山東六省市（簡稱“六省市”）文化產業增加值連續多年排名全國前六位，產業發展水平處于全國領先位置。2017年，六地文化產業增加值均超過2000億元，北京、上海、浙江和廣東四省市的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均超過5%，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人均文化產業增加值體現為文化產業供給的人均占有量和產業密度，是分析文化產業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和廣東五省市的人均文化產業增加值均超過4000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5倍以上。四川、河南、福建、湖南、湖北、河北、安徽、陜西、江西、天津、重慶、遼寧和云南13個省市（簡稱“13省市”）的文化產業規模處于全國的中間位置。2017年13省市的文化產業增加值在500億-1500億元之間，排全國第七到十九位，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除遼寧省（2.54%）以外，都介于3.01%-4.16%之間。廣西、黑龍江、內蒙古、山西、貴州、吉林、甘肅、新疆、海南、寧夏、青海和西藏12個省（市、自治區）[簡稱“12省（市、自治區）”]，文化產業規模較小，發展水平較低。2017年其文化產業增加值均在500億元以下，在全國排名為第二十到三十一位，除海南省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高于3%以外，其他地區均介于2.63%-1.23%之間。（2）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模式特色化、差異化不突出。我國地方文化產業積累了許多經驗，但面臨有實踐缺理論、有經驗無模式、規劃政策難以精準化的局面。一是一些地方對于不同發展階段、不同驅動模式的產業發展策略、技術升級路徑、空間形態布局以及人才、金融和財政等配套政策需求差異的研究不夠透徹，缺乏能差異化、精準化指導地方文化產業實踐的發展模式或多元化理論。二是在地方文化產業規劃、政策制定中普遍存在四種現象：其一缺乏地方文化資源清單；其二缺乏產業發展水平、資源潛力和運營能力評估指標體系；其三政產研消交流平臺有效供給不足，市場主體和文化消費者在產業規劃和政策制定過程中缺位，合理需求難以在政策和規劃中有效表達；其四規劃和政策的執行實效評估指標和考核細則不夠完善。以致很多地方規劃和政策流于簡單抄襲先發地區，缺乏立足當地實際、實現差異發展的思考。因此，地方如何因地制宜地選擇發展模式、錯位推動文化產業發展，是當前亟須解決的問題。

　　地方經驗

　　1.特色化產業運作助力文化產業發展低水平地區成功“逆襲”文化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的12省（市、自治區）大多缺乏文化產業發展優勢，且對文化企業培育較為滯后。2017年，這些地區的規上文化企業②數量全部少于800家、資產總額均低于800億元、利潤總額均不到50億元。雖然無力在整條產業鏈上獲得競爭優勢，但12省（市、自治區）依托優越的文化、自然資源或特色產品，大膽地進行產業品牌化運作，開發出了現象級的文化產品或服務。如甘肅省依托敦煌石窟這一珍貴歷史文化遺產，推動“文化+考古+數字科技+休閑娛樂”領域深度融合，成功地將敦煌打造成了世界知名的特色文化品牌。2.產業投資聚集驅動了湖南、四川等文化產業基礎一般的中等水平地區精細化發展在經濟和文化產業發展基礎一般的地區，可集中優勢資源投資優勢行業和龍頭城市，形成行業優勢后，也能顯著帶動當地文化產業集聚化、精細化發展。近年來，湖南廣播電視產業發展勢頭強勁。湖南廣電集團通過市場競爭成為引領全國電視媒體發展的頂級傳媒集團，供給了眾多蘊含深厚文化精神或引領文化時尚的現象級電視節目，吸引了文化資本大量集聚，打通了當地廣電傳媒產業的上下游產業鏈，提升了湖南文化品牌的知名度、時尚度和競爭力。2017年，四川規上文化制造業資產規模排名全國第五位，規上文化服務企業利潤總額排名全國第六位。其中，成都市瞄準音樂、創意設計等重點行業，利用政策工具撬動文化資本集聚，以創意為核心貫通文化休閑產業鏈，推動“文化+音樂+創意+旅游”等業態融合，使成都成為全國著名的文化休閑目的地和西南文化產業中心，帶動了四川文化產業發展。3.全面創新和融合發展推動廣東、浙江等文化產業高水平地區產業升級（1）廣東的文化資源并無優勢，其強大產業綜合實力主要得益于強勁的創新能力。2018年廣東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額為520億美元，占全國總出口額的2/5，而且規上文化企業數量、資產總額和盈利總額均排名全國第一位。其成功路徑主要有三：一是通過“科技+”推動文化產業創新。廣東將文化科技納入省科技發展規劃，積極培育文化科技企業，加強對5G網絡、人工智能等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應用于文化領域進行核心技術研發，并參與有關標準制定，推動重大文化科技成果產業化和商業化進程。2015年以來，廣東參與科研活動的規上文化企業、科研項目、申請專利、發明專利、新技術新產品的數量及開發經費、銷售總額均居全國第一，已成為我國文化產業技術創新中心。二是通過“文化+”推動業態創新。廣東雖不是文化資源大省，卻是文化輸出強省。其將傳統文化元素嵌入數字出版、數字動漫等新興行業中，通過跨產業鏈融合發展實現業態創新，如把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或元素編入網絡游戲，把網絡文學孵化為影視劇、游戲和動漫產品等，通過新興業態將中華文化遠播海內外。三是通過“金融+”突破產業融資瓶頸。2016年以來，廣東創新文化金融政策和文化投融資體制，先后成立廣東南方媒體融合發展投資基金、廣東省新媒體產業基金、廣東全媒體文化產業基金3支100億元級基金和1支50億元級的影視發展基金，支持文化企業上市、股票增發、新發可轉換債券，推動文化企業融資渠道多元化，為文化產業創新發展掃清資金障礙。2016年、2017年該省文化投資連續兩年實現兩位數增長。（2）融合發展提升浙江文化服務業的盈利能力。跨界融合是當代文化產業的典型特點之一，也是引爆全面創新的突破點。浙江文化服務業盈利能力領先全國多個地區，2017年該省規上文化服務企業盈利總額為1166億元，資產收益率高達17.85%，均位居全國第一。其發展主要得益于三大融合效能：一是高能平臺線上線下融合發展效能。“互聯網+”的突出優勢可以打破行業邊界，拓寬發展空間，實現聯動融合。浙江影視、音樂、視頻和電競等文化行業依托互聯網突破了行業和地域局限，形成了多元化、立體化的高能數字平臺集群。互聯平臺與特色小鎮、產業基地、文創園、產業園等線下平臺高效融合，推動了浙江文化產業融合發展。二是“文化+”業態和空間融合創新效能。“文化+其他行業”的互相影響、滲透、融合，衍生出了數字文化、文化休閑等新興文化業態。浙江推動文化小鎮、文化街區、創意街區等文化空間與人民生活和自然環境融洽共生，形成了生產生活生態和諧共存、人文產城有機融合的空間體系，推動了產業融合升級。三是龍頭企業強勁的引領聯合作用。2017年浙江有4718家規上文化企業，其中有41家上市企業，4家入選全國文化企業30強。這些企業具有強大的專業化、國際化運營能力，它們以實現自身發展為核心，廣泛開展產業上下游乃至跨產業鏈合作，有效帶動了浙江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4.文化消費增長能夠提升文化產業盈利水平當前我國居民收入與人均文化消費、文化消費總量及地方文化產業利潤成強烈正相關，總體呈現出東部高、中西部低，城鎮高、鄉村低的趨勢。2017年文化上海人均文化消費3008元，居全國第一，比全國人均高3.54倍；同年其限上文化批發和零售企業盈利總額排全國第一，達128億元，占全國限上文化批發和零售業利潤總額的22%。可見人均收入高能帶動文化消費，提高文化企業盈利水平。另外，良好的文化消費習慣也能帶動文化消費。湖南居民文化消費熱情遠高于收入同水平的地區，2017年湖南人均收入僅排全國第十三，但人均文化消費和規上文化企業資產收益率均排全國第七。所以為了促進文化消費、推動文化產業增長，既要提高居民收入，也要培育良好文化消費習慣。

　　對策與建議

　　1.實施產業發展模式分類工程文化和旅游部可牽頭實施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模式分類工程：劃撥專項資金，組建專家團隊，廣泛調研各地文化產業發展情況，形成科學合理的發展模式分類指標體系，建構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模式多元化理論，制定分類指導文件，大力提升各地制定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和扶持政策的專業化、差異化、精準化水平。2.精準推動地方文化產業發展各地要厘清文化資源和產業基礎稟賦，因地制宜選擇文化產業驅動模式，精準推動文化產業發展（見表）。總結現有經驗，有四種模式可進行選擇：（1）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高、文化產業在國內外已經具有鮮明優勢且產業要素豐富的地區可采取創新驅動模式，旨在推動當地文化產業創新性、融合性發展，形成有較強競爭力的產業生態系統。（2）經濟和文化有一定基礎、某一兩個文化行業在國內具有一定優勢且某些產業要素較為豐富的地區可選擇投資驅動模式，旨在推動當地產業集聚化、精細化發展，獲得全產業鏈優勢。（3）產業要素較為缺乏、文化產業發展水平較低但擁有優質文化或自然資源的地區可選擇資源驅動模式，旨在推動當地產業特色化、品牌化發展，打造優勢文化產品或品牌。（4）在發展基礎和產業化能力極差的地區，建議把發展重點放在保護發展文化服務類行業上，集中有限的財政資金完善文化公共設施，豐富公共文化供給或打造特色景觀，為當地文化產業發展創造條件、集聚資源。3.分類實施文化消費政策完善文化消費政策的制定程序，把滿足群眾的文化需求作為文化消費政策的首要目標，將對消費者的文化需求調研納入地方消費政策制定流程，因地制宜分類實施地方文化消費政策。在居民收入水平較低的地區，推動文化消費增長的重點可放在直接發放文化消費資金或直接供給文化產品和服務上。在居民收入水平較高的地區，可創新政策工具，根據年齡、收入和教育程度等差異，制定和實施文化消費優惠細分方案。4.做好普惠性公共服務各地政府要堅持市場競爭中立原則，加大文化政策創新。建設完善政產研消交流合作平臺，廣泛征求各方意見，不斷優化公共政策服務供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創造有利于創新成果轉化的良好氛圍。構建優良的營商環境，合理使用對文化產業減稅、降費、降息以及減少不必要的審批等普惠性政策工具，努力建構“政策+市場化平臺+公共服務+產業生態圈”的良好融資形態，促進政策與市場良性循環。

　　參考文獻：

　　[1]向勇.文化產業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02）.

　　作者：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