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小說概念發(fā)展曲折復雜，其起源與說唱文學有密切關系。考古材料的發(fā)掘，將小說與俗賦兩種文體聯(lián)系起來，發(fā)現(xiàn)二者在源起，題材內(nèi)容和藝術特色方面均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接下來小編簡單介紹一篇優(yōu)秀考古文學論文。

　　我國文學王國中，文體眾多，其中不乏像辭、賦、戲曲等這樣極富民族特色的文體。小說是眾文體中比較特殊的一個。“小說”一詞的出現(xiàn)最早見于《莊子·外物》，此時并不是一個文體概念;而現(xiàn)代學者的研究一般認為，遲至唐代傳奇的出現(xiàn)，才產(chǎn)生了接近現(xiàn)代小說文體的概念。而小說被正式與詩歌、散文、戲劇列為四大文體，乃是近代梁啟超首為。從先秦至唐代，唐代至近代，中間各自跨越數(shù)百年，就可見小說發(fā)展的源流多么曲折和復雜。

　　文體之間的關聯(lián)研究是比較有價值和意義的。它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清晰和深刻地了解我國文學的發(fā)生、起源和發(fā)展變化。俗賦和我國古代小說的關系研究就是其中非常有價值和意義的一項研究，而且目前可供研究的空間還很大。本文僅選取近五年來的六篇論文做一綜述，對此問題做一管窺。

　　一、關于俗賦的猜想和發(fā)現(xiàn)

　　我們很難將賦這一典雅恢弘的文體與“俗”聯(lián)系到一起。但一次考古發(fā)掘讓人們第一次將二者聯(lián)系起來，并發(fā)生關于“俗賦”的猜想。伏俊璉在《俗賦的發(fā)現(xiàn)及其文學史意義》一文中記述了此次考古發(fā)掘：“1900年，敦煌石室出土的文書中，有一些以‘賦’名篇的作品，或者講一段生動的故事，或者用詼諧的語言進行描寫，主題無關政治教化，語言大量用口語，句式多用民間歌謠形式，如《燕子賦》、《韓朋賦》、《秦將賦》等，與傳統(tǒng)的賦作大相徑庭。”①118這次考古發(fā)掘，讓學界相關研究者發(fā)現(xiàn)了一種新的文體——俗賦。②這批在敦煌石室中發(fā)現(xiàn)的賦作，被稱為敦煌俗賦。

　　在敦煌石室中發(fā)現(xiàn)的這批俗賦讓人猜想俗賦最早出現(xiàn)于何時。1993年3月，江蘇連云港市東海縣尹灣村漢墓6號墓中發(fā)掘了抄寫在20片竹簡上的《神烏賦》。這篇賦用擬人化的手法講述了雌雄兩只鳥頗具悲劇色彩的故事。該賦基本上運用四言韻語，煥韻自由，語言通俗，和敦煌俗賦頗有相似。廖群在《漢代俗賦與中國古代小說發(fā)生研究》中說：“據(jù)該墓所出永始四年(前13年)武庫兵車器集簿元延元年(前12年)歷譜，元延三年(前10年)五月歷譜、元延二年(前11年)歷譜等標有紀年的簡牘大致判斷，該墓下葬時間為西漢末年漢成帝時代。那么《神烏賦》的撰寫時間至遲亦當在西漢后期之前。”③116

　　除了《神烏賦》的發(fā)掘，另外還有一次考古發(fā)掘也佐證了漢代已有俗賦。晉干寶《搜神記》中有《韓憑妻》故事;在敦煌莫高窟中所出唐代通俗文學作品中，有《韓朋賦》一卷。容肇祖先生于上世紀30年代發(fā)文《敦煌文本<韓朋賦>考》，推測在《搜神記》之前，韓朋傳說即已產(chǎn)生并在民間流傳。1979年，裘錫圭先生在敦煌馬圈灣發(fā)現(xiàn)了漢代烽燧遺址殘木間的一簡，記載了韓鵬故事的片段。④廖群《漢代俗賦與中國古代小說發(fā)生研究》說：“韓朋故事殘簡的抄寫時代，大概不會超出西漢后期和王莽新朝的范圍。”③117伏俊璉在《俗賦的發(fā)現(xiàn)及其文學史意義》中說：“1935年，容肇祖先生在《敦煌本韓朋賦考》一文中推斷，西漢時期民間可能已有這種敘說故事、帶有韻語以使人易聽易記的賦體作品。《神烏賦》的出土，證明了容先生推斷的正確。它把俗賦的歷史由點拉成了一條線。”

　　伏俊璉和廖群在論文中一致認為，我們應該重新審視漢代賦作的實際情況，“漢代一定有大量類似于話本的講故事的俗文學作品流傳，其中很多應該就是以故事賦的形式存在的”。 ③117

　　二、俗賦和古代小說的關系

　　(一)在源流上的關系

　　廖群《漢代俗賦與中國古代小說發(fā)生研究》認為，“俗賦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與小說劃約等號”，“漢代俗賦實際上就是漢代的類小說”。廖群是這樣論證的：他認為先秦有“說體”，且包括“說”、“傳”、“語”三類;“說”指說講故事，“傳”主要是講史，“語”指傳聞故事。“小說”屬于“說”中之小者，即“說體”中來自民間的“傳語”部分，“街談巷語”、“道聽途說”、“閭里小知”、“芻蕘狂夫”，不屬于宮廷中的講史說事。

　　伏俊璉《俗賦的發(fā)現(xiàn)及其文學史意義》認為，故事俗賦以敘“事”為主，論辯俗賦以辯“理”為目的(有時只重視辯的過程，并不太關注辯的結果)，歌謠體俗賦以寫“物”為表現(xiàn)手法。“事”要生動，要有矛盾沖突，這本來是“小說”的職責。所以六朝以后，故事俗賦逐漸讓位并依附于小說。

　　張鴻勛在《探尋俗賦的流變蹤跡——簡論敦煌俗賦與后世文學》一文中認為，“賦體的興起……成為了促進我國古代小說形成的因素之一”。文章援引郭紹虞先生在《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一文說：“小說與詩歌之間本有賦這一種東西，一方面為古詩之流，而另一方面其述客主以首引，又本于莊、列寓言，實為小說之濫觴。”程毅中先生在《古小說簡目》、《唐代小說史話》，俞曉紅《佛教與唐五代白話小說研究》中，徑直將敦煌俗賦中故事性較強的賦視為“小說”予以論述。

　　蘇騰在《先秦兩漢故事俗賦與古小說之發(fā)生》一文中，對俗賦與古小說的源流關系是這樣闡述的：小說的起源遠可追溯到上古詩歌中的敘事因素，即“民間故事”;近則受惠于神話、史傳、諸子散文和賦等多種文體。用圖表示這種源流關系如下：

　　王齊洲和李平的《曹植誦俳優(yōu)小說發(fā)覆》的觀點較之前幾篇論文比較獨特，頗多新見。曹植誦俳優(yōu)小說數(shù)千言之事載于《三國志·魏志》卷二一《王粲傳》裴松之注“邯鄲淳”所引《魏略》。論文經(jīng)過多方論證，首先駁斥了一種錯誤觀點，即人們錯把俳優(yōu)理解為俳諧，而把小說理解成故事，從而錯誤地認為俳優(yōu)小說就是俳優(yōu)講說的笑話故事。為俳優(yōu)小說正名之后，論文進一步追問：笑話故事何以要“誦”，什么樣的笑話可以有“數(shù)千言”?作者的觀點是：“曹植‘誦俳優(yōu)小說數(shù)千言’，所誦應是‘俗賦’。”⑤論文從以下幾個方面繼續(xù)論證這一觀點：其一，從體制上看，在東漢末年的俗體文藝中，只有“俗賦”才可以有“數(shù)千言”的篇幅，而笑話故事都很短小。其二，從表演上看，在俗體文藝中，俗賦是需要“誦”的，而笑話、故事只需要講說。其三，從語源上考慮，“稗”漢魏讀音“排”，“排”與“徘”通，“徘說”與“稗官小說”相通，時人多用“徘說”的俗賦稱“俳優(yōu)小說”，即俗賦可稱“俳優(yōu)小說”。其四，從語義上考察，漢魏無稱故事為小說者，故“俳優(yōu)小說”不能釋為笑話故事。將小說與故事聯(lián)系起來，是北宋以后的事。綜上所述，該論文得出的結論是：曹植所誦俳優(yōu)小說就是俗賦，而俗賦又是通俗小說的起源，如此，則中國通俗小說史乃至中國小說史就應該重新書寫。

　　以上五篇論文對俗賦和古代小說在源流上的關系的論述雖深淺不一，但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在小說成為一個獨立文體之前，與俗賦有著千絲萬縷甚至可以說本來就是一體的密切關系，小說文體是在俗賦母體中孕育和分離出來的。應該說，小說文體具有的敘事性、虛構性、形象性及鋪陳、夸張、對比等修辭手法，皆是從俗賦母體中繼承下來的。而書面的文學傳播方式發(fā)展，口傳文學漸漸衰落，小說逐漸脫去俗賦“誦”的特點，但宋元話本小說依然保留講說的痕跡。

　　(二)在內(nèi)容題材上的關系

　　伏俊璉在《俗賦的發(fā)現(xiàn)及其文學史意義》一文中提到了幾個例子。敦煌寫卷中有一篇公認的俗賦《齖 新婦文》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與《清平山堂話本》所載《快嘴李翠蓮記》在說唱體制、語言風格方面很相似。西晉時期汲冢出土的《古文周書》有一則由師春講誦的“玄鳥換太子”的故事，從韻散結合等的文體特征來判斷，應是一篇俗賦。這則故事讓家喻戶曉的“貍貓換太子”母題提前了一千多年。淳于髡編的《晏子春秋》寫了兩百多則故事，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說集。該書中的一些故事，明顯帶有講誦的雜賦性質。①122

　　蘇騰《先秦兩漢故事俗賦與古小說之發(fā)生》認為，故事俗賦直接成為古代小說題材的來源。⑥29文章列舉了“秋胡戲妻”故事為例。“秋胡戲妻”故事最早見于漢劉向《古列女傳》卷五《節(jié)義傳·魯秋節(jié)婦》。晉葛洪《西京雜記》也載“秋胡戲妻”故事。上世紀90年代江蘇東海縣尹灣村出土的漢代木牘中，出現(xiàn)了《列女傅》(傅通賦)等以賦名篇的文章名稱。學者們推測，即使出土的《列女傅》不是劉向《列女傳》的全部，但應當是其中可以韻誦的部分故事。因此，《列女傳》也許當時就叫做“賦”，也即今天我們所定義的俗賦。此外，“唐代張鷟的賦體傳奇小說《游仙窟》情節(jié)與東漢蔡邕的《青衣賦》 相類，唐《傳奇·封涉》 情節(jié)與西漢司馬相如《美人賦》近似，而唐杜光庭《集仙錄》中的《云華夫人》，甚至“就是由宋玉賦直接派生出來的一篇傳奇小說”。⑥30蘇騰另一方面也指出，“漢代故事俗賦與古代小說在創(chuàng)作題材上的關系并不是單方面的，某些小說的故事內(nèi)核也同樣成為后世辭賦創(chuàng)作的題材”。⑥30

　　馬麗京的《敦煌俗賦與古代小說關系研究》則從人物形象塑造、古事軍旅題材、游記描寫、抒情言志、男女歡情描寫方面，論述了敦煌俗賦對后世古代小說的影響。例如《韓朋賦》塑造的貞女形象對后世小說《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等人物形象的影響等等。

　　(三)在藝術特色上的關系

　　1.以賦體為小說

　　張鴻勛在《探尋俗賦的流變疑蹤——簡論敦煌俗賦與后世文學》中認為，以賦體寫小說的做法，是唐傳奇較為慣用的手法。初唐小說《游仙窟》幾乎通篇由駢語詩賦寫成，魯迅先生稱它為“始以駢儷之于作傳奇”的小說。唐傳奇《柳毅傳》、《封陟》、《昆侖奴》等都有賦體為文的現(xiàn)象。程毅中先生在《唐代小說史話》中評價這些唐傳奇是在“詩筆”之外又加“賦心”，古文(散文)之中又雜以駢體。以賦體為小說的情況明代仍有延續(xù)。在小說中插入一些賦作成為賦在小說中的另一種應用。此外，宋元話本中往往有一些賦贊，常以“怎見得”、“端的是”、“是時也”、“真?zhèn)�是”、“正是”、“且見”、“道是”等詞語引出，用來描繪人物裝扮、心理狀態(tài)、自然景致、事件態(tài)勢等，起到烘托渲染的作用。在散體說話中夾用駢體賦贊的做法成了后世話本小說中常用的一種手段，也成為我國小說的民族藝術特色。

　　2.虛構性

　　虛構性是小說文體的重要特征之一。小說的諸種要素在俗賦中已具備因子。蘇騰在《先前兩漢故事俗賦與古小說之發(fā)生》一文中說：“初步具備了小說人物塑造、情節(jié)設置和環(huán)境描寫三個基本要素的故事俗賦，其‘寓言寫物’、‘敷陳其事’的功能更為強大。”⑥28論文從這三個方面論述了俗賦中的小說因素：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故事俗賦通常采用擬人化的手法和設問對答的表現(xiàn)方式。敘事情節(jié)的完整性和曲折性也是故事俗賦的特征之一。漢代故事俗賦的“類小說”特征，還體現(xiàn)在調侃戲謔、滑稽夸張的虛構性敘事方面……這為后世諷刺小說創(chuàng)作提供了借鑒。⑥28

　　馬麗京的《敦煌俗賦與古代小說關系研究》也談到了俗賦的虛構性對小說的影響。論文認為：“虛構是賦具有小說意味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⑦論文從人物的虛構和情節(jié)的虛構兩方面來談這個問題。人物的虛構方面，作者舉《燕子賦》為例，雌雄燕子是作者虛構出來的，代表善良、普通農(nóng)民的化身，通過燕雀爭巢事件揭露當時社會的黑暗面。后世小說《西游記》、《聊齋志異》等皆出色地使用虛構來塑造各種人物形象，應也是從俗賦中汲取營養(yǎng)。在情節(jié)虛構方面，作者舉《韓朋賦》為例。韓鵬夫婦怨憤而死之后，為了報復宋王使他們夫妻分離，乃于各自墳墓中長出兩棵大樹，根相連，葉相交。這些富于想象力和虛構性的情節(jié)具有十分濃厚的小說色彩。

　　3.鋪陳、夸張等修辭手法的傳承

　　賦體的一個重要藝術特征，就是鋪陳、排比和夸張十分突出。這種手法對后世小說的表現(xiàn)起到重要影響。張鴻勛說：“賦體文學不僅是促成古代小說形成的因素之一，而且其鋪陳、夸飾、想象等藝術手法，還被廣泛引入當時小說的創(chuàng)作之中。”⑧馬麗京則主要選取對比、鋪陳排比、比喻、擬人和夸張幾種修辭手法來談俗賦對小說的影響。在《燕子賦》中，善良老實的燕子夫婦和卑鄙惡劣的黃雀形成鮮明對比;《韓朋賦》：“蘆葦有地，荊棘有叢;豺狼有伴，雉兔有雙。魚鱉有水，不樂高堂;燕雀群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之妻，不樂宋王之婦。”以賦法鋪陳之，增強了主人公的感情。比喻和擬人則還是以《燕子賦》為典型例子，無須贅述;夸張則以《丑婦賦》為例，其中對丑婦的丑狀采用了夸張的修辭手法。

　　三、總結

　　文體之間的關聯(lián)研究確實是很有價值和意義的課題。而賦這種具有濃厚中國民族特色的文體和小說在中國歷史悠久、內(nèi)涵和外延不斷變化發(fā)展的文體相碰撞的時候，其中產(chǎn)生可待研究和探索的問題就更加多且有價值了。

　　關于俗賦和小說在源流上的關系，有的研究者比較保守地認為俗賦是小說的一個重要來源之一;而有的研究者則十分突破性地指出俗賦就是當時的小說或者類小說。后者無疑把俗賦和小說的親緣關系拉得更近。要想把源流問題研究清楚，離不開地下考古的發(fā)現(xiàn)。《神烏賦》的出土和《韓朋賦》殘簡的出土都曾經(jīng)推動過俗賦研究的進展。研究者們應該利用好現(xiàn)有的傳世文獻和地下考古發(fā)現(xiàn)，繼續(xù)深入研究這些問題。

　　雖然俗賦和小說二者之間的親緣關系呼之欲出，但目前似乎仍然缺乏直接證據(jù)證明小說脫胎于俗賦之母體，因此小說的多源說仍然占主流。俗賦從被發(fā)現(xiàn)到引起人們的研究，時間尚短，研究尚可大有所為。我相信，隨著俗賦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重視，俗賦和小說之間的關系將有大白于天下之時。

　　注釋

　　① 伏俊璉.俗賦的發(fā)現(xiàn)及其文學史意義[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118.

　　② 鄭振鐸、容肇祖、傅蕓子、程毅中等人分別把這種新發(fā)現(xiàn)的賦取名為“小品賦”、“白話賦”、“民間賦”和“俗賦”.后來“俗賦”的名稱被各種文學史書所接受而保留下來.

　　③ 廖群.漢代俗賦與中國古代小說發(fā)生研究[J].理論學刊，2009(5)：116.

　　④ 參見③第117頁和①第119頁.

　　⑤ 王齊洲，李平.曹植誦俳優(yōu)小說數(shù)千言發(fā)覆[J].文學研究，2013(5)：137.

　　⑥ 蘇騰.先秦兩漢故事俗賦與古小說之發(fā)生[J].陜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29.

　　⑦ 馬麗京.敦煌俗賦與古代小說關系研究[D].中國海洋大學，2012：46.

　　⑧ 張鴻勛.探尋俗賦的流變遺蹤——簡論敦煌俗賦與后世文學[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63.

　　參考文獻

　　[1] 廖群.漢代俗賦與中國古代小說發(fā)生研究[J].理論學刊，2009(5).

　　[2] 伏俊璉.俗賦的發(fā)現(xiàn)及其文學史意義[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

　　[3] 張鴻勛.探尋俗賦的流變遺蹤——簡論敦煌俗賦與后世文學[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

　　[4] 蘇騰.先秦兩漢故事俗賦與古小說之發(fā)生[J].陜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

　　閱讀期刊：華夏考古

　　《華夏考古》主要發(fā)表全國各地田野考古發(fā)掘報告和簡報，根據(jù)文物、考古發(fā)掘資料撰寫的學術論文、譯文和探討考古理論與方法的文章，有關文物科學技術保護方面的論文和資料。被北大2004版核心期刊、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收錄。是全國優(yōu)秀社科學術理論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