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可以說是受中國文化的絕對影響。 本文從女性養育的角度考察了日本古代女性的教育，接下來小編簡單介紹一篇優秀女性教養論文。

　　人類社會發展至父系社會，女性作為社會主體的資格被剝奪，成為男權社會下被奴役、被統治的對象。這似乎是世界各國發展歷程中必經的階段，但由于時代、地域、風俗等不同因素的影響，各個國家、各個時代對女性的制約又呈現出不同的樣貌。本文試從女性教育的角度，以女性文學高度發達的平安朝為中心，縱向分析日本古代女性教養的特點，在此基礎上對其成因進行總結性概括。

　　一、平安朝的女性教養

　　公元5世紀，中國的漢字經由百濟的阿直岐和王仁等人傳入日本，打開了日本文學的新紀元——記載文學時期。但傳入日本的漢字只是為統治者的男性社會所用，他們通過學習漢字了解中國，效仿中國，加速了日本封建化社會進程的同時，也為本國的文化增添了豐富的羽翼。而女性自然是與這些先進的東西無緣，被當時社會的主流文化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有著日本第一部詩歌總集之稱的《萬葉集》，成書于上古時代，其中不乏出自女性之手的優秀詩作，盡管我們可以將此看做女性文學的啟蒙時期，但由于這些和歌大多數為抒發苦悶愛情的“戀歌”，我們無法從中窺視當時女性的生活狀況，更無從得知她們所受到的教育。

　　縱觀日本古典文學史，平安朝文學稱得上是最能體現日本民族特色，最具有貴族藝術氣息的一段時期。“從前在村上天皇的時候，有一位叫做宣徽殿女御的，是小一條的左大臣的女兒，這是沒有不知道的吧。在她還做閨女的時候，從她的父親那里所得到的教訓是，第一要習字，其次要學七弦琴，注意要比別人彈的更好，還有隨后《古今和歌集》的二十卷，都要背誦。”這是清少納言所著的《枕草子》中一段著名的橋段，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習字是指假名，而非漢字。另外，藤原道綱母在《蜻蜓日記》中也有“父母從小便應該教孩子習字，賦歌等”的記述，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當時對女性的教育主要集中在練習假名、學習古琴以及背誦和歌這三個方面。

　　眾所周知，在政治、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古代的日本對中國可謂進行了高度的效仿，七夕、中元等傳統節日在日本依然得到了完好地保存和繼承。那么中國的“無才便是德”，女子被完全禁錮于家中，成為男性的輔助者，儒家提倡的此種女性教育制度為何沒有在日本得到貫徹呢?

　　“凡為女子。須學女工”，“是故農勤于耕。士勤于學。女勤于工”。可見在中國，《列女傳》、《女戒》、《女論語》等女訓書很早就對女性職責進行了規定，明確將女紅作為女子的第一要義或女子的本職。從中國當時的社會性別分工來看，女子只有專攻于女紅，管理好家務，才稱之為有德，男子才能在外專心于自己的仕途。但在平安時代的日本，女子可以跟男性一樣出仕，前述《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納言，便是她的官職之名。有著日本古典文學巔峰之作之稱的《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曾入宮侍奉一條天皇的皇后藤原彰子，做她的侍讀女官。實際上，日本很長時間內都處于外戚藤原家族掌權的攝關政治體制。平安時代的貴族大都通過世襲而致仕，為了維護家族的地位，他們甚至以女兒為攀龍附鳳的工具，通過與天皇聯姻來求得榮華富貴。因而，當時的貴族將對女兒的教育視為家族興旺發達的重要一環，而貴族女性由此也得到了學習音樂、詩歌等方面才能的機會，這也間接地促成了平安朝女性文學的繁榮。可見，對于平安朝時期的貴族女性來說，她們雖然處于男性統治的絕對權威之下，卻也因禍得福獲得了中國女性所未享受到的接受教育的機會。

　　影響日本女性教養的因素除了攝關政治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便是當時的婚姻形式主要為走婚或者訪婚。所謂走婚，是指男女雙方結婚后各居其家，婚姻生活由男方到女方家造訪得以實現，暮合朝離。這種婚姻形式產生于大和時代，12世紀末期，隨著武士階級地位的上升，嫁娶婚開始流行，到了14-15世紀的室町幕府時期，嫁娶婚基本完成之后走婚制才退出歷史舞臺。不同于中國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種婚姻形式下男女相悅即為婚，男子不受一夫一妻制的約束，可以同時跟多名女子保持男女關系。男子多方打聽情趣高雅、年輕貌美的富家女子，給女子寄叫做“懸想文”的求愛信，當然信的主要內容為和歌，如果女子不能作和歌，自然錯失良好姻緣的機會。另外，如果女性所作和歌之字寫得過丑，恐怕也會招致男性的不悅。音樂自古有著撫慰人類心靈的作用，女性習得琴藝，一方面可以排遣等待男性造訪的無聊心境，另一方面可以起到自我粉飾的作用。《宇津保物語》、《夜半不成寐》中的女主人公均憑借自己超群的琴藝博得男性的喜愛。由此可見女子練習寫假名、彈琴還有作和歌在當時是自我宣傳的重要手段，也是女性獲得幸福婚姻的重要媒介。

　　二、平安朝以后的女性教養

　　以藤原家族為首的外戚貴族把持著朝政，過著極盡奢靡的生活，12世紀以后貴族勢力開始衰弱，取而代之的是迅速崛起的武士階級。到鐮倉時代武士已經成為統治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直至明治維新，他們都是統治日本社會的支配力量。適合這種以戰斗為主要職業的男性自然成為家庭的中心，而女性則居于更加次要的地位，負責家庭的日常起居、順從丈夫、恪守婦道成為其必須遵守的規范。隨著武士成為統治階級，這種性別分工也擴展到整個社會，那么平安朝以后的歷史時期內日本的女性教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

　　作為新興的統治階級，武士階層為了鞏固自身統治的需要，大肆宣揚中國的儒家思想，使其成為武士社會的主流思想。儒家的女性道德觀亦被他們所用，用來明確社會分工。到了江戶時代，統治階級內部的知識分子開始仿照中國的《女戒》、《女訓》、《女論語》等編著女子訓誡書。這一時期既出現了以上層社會女性為對象的訓誡書，又有以庶民女性為對象的訓誡書。數量眾多，類型豐富，是日本女訓書發展最為全盛的時期。盡管數量眾多，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的道德觀念成為其核心教義。佐久間象山在其所著的《女訓》中這樣說道：“裁縫之道乃女子之技，切不可疏怠。夫之衣物，相時而備，不違時令。晨當早起，進湯捧盥，裝扮清潔。勿誤夫之公私事宜。勤習庖廚肴饌之事，不可怠惰(中略)古有男治外女安內之訓，婦人循夫家之法，專心管理家內之事。”對女子的日常生活進行了詳細規定的同時，還強調女子應該專心于紡織縫紉，從小就要接受這種家務技能的訓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鐮倉時代以后的日本雖然受到儒家思想的絕對影響，儒家的三從四德、男尊女卑觀念在日本也得到了較好的貫徹，但“女子無才便是德”這一理念卻并沒有為當時的日本人所接受。如前所述，平安時期的貴族女性從小接受練習假名、作和歌以及琴藝的教育，只有這樣的女子才會受到男性的青睞，才可能為自己所屬的家族帶來飛黃騰達的機會。事實上，到了近世，這種貴族式的家庭教育傳統得到了很好的傳承。武士家庭出身的女子最初僅學習武藝，后來受貴族社會的影響，也開始注重提高女性的文化修養。《女式目》中對女性的教育做了如下描述：“如不曉文習字，見識淺薄，便難于相夫教子。女人不分地位高低，各有所愛，然首先應學藝，寫文章。如不諳此道，則一生不識善事也不辨惡事，既無樂趣，又無慰藉。”《女實語教》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品優不為貴，以心正為貴，容姝不為貴，以有才為貴。”雖然這種教育帶有很強的功利性，是為了滿足以男性為中心的家庭的需要，是為了讓女性更好地相夫教子，但掩蓋不了女性學習文化受到鼓勵這一事實。江戶時期，在大阪、京都等商業發達的大城市，招收女學生的寺子屋明顯多于其他地區，并且在寺子屋中，女學生的比率也比較高，有些寺子屋中女學生的比率甚至超過了男學生，女性受教育的普及程度可見一斑。

　　三、結語

　　綜上所述，平安朝之前，受攝關政治體制這一特殊歷史現實和走婚這一婚姻形式的影響，貴族女性習字、作和歌和練習琴藝，盡管男性掌握著文學領域的霸主地位，但她們有著較高的文化修養，創造了日本古典文學的巔峰時期。平安朝之后，武士為了鞏固自身統治的需要，加強了對女性的控制，女性的地位更加卑微，她們像中國的女性一樣受“三從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禮教的束縛，她們也被要求學習女紅、做家務，但在接受教育方面她們卻有異于中國女性，甚至可以去學校進行系統的學習，她們學習文化的這一行為是受到鼓勵的。

　　參考文獻

　　[1] 張菁菁.唐代女性形象研究[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

　　[2] 劉春英.日本女性文學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閱讀期刊：民族研究

　　《民族研究》(雙月刊)創刊于1958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主辦的有關民族研究問題方面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主要刊登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民族經濟、民族學、民族教育、民族人口、民族法制、民族宗教、民族語言、民族歷史，以及世界民族等各學科的學術成果，是從事民族研究、民族教學和民族工作，以及對民族問題有興趣的同志、學人發表研究成果、開展學術討論的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