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政治論文發表了我國人口政策,單獨兩孩不等于單獨二胎，如果單獨夫妻第一胎已經生育了兩個及以上子女(如雙胞胎或多胞胎)，就不符合單獨兩孩政策了。有專家預計，此項政策正式啟動后，中國每年將多出生1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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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單獨二孩”政策實施的原因

　　當今，中國人口政策正處在一個微妙的位置，是繼續貫徹執行計劃生育政策保持低出生率的同時導致勞動力不足;還是重新回到生育毫無控制的時代，導致資源短缺加劇，社會問題出現。因此，這是一個我們必須做出人口選擇的時代。“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為人口問題的解決找到了一個新的契機。

　　(一)計劃生育政策的“粘鍋”

　　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這樣多的人民，這么復雜的國情，領導者要深入了解國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要有“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態度。面對眾多的經濟、政治、文化政策，人口政策作為蕓蕓眾生的一員，也只能算是“小鮮”。“小鮮”數量繁多，且很脆弱，久烹則糊，需要及時翻動。計劃生育已經四十多年了,“小鮮”早已“燒糊”了，人口政策現在該翻就得翻。小鮮越糊越粘鍋，如果不果斷翻動的話，全部都會粘鍋。同樣，計劃生育實行了幾十年，已經跨越了最佳發展階段，漸漸進入衰退期，導致生育率大幅減弱、年輕人口比例下降、老齡化加劇，非常“粘鍋”。同時，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反作用，錯誤的社會意識阻礙社會的發展”。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扭曲了民眾心理，很多人將計劃生育政策當成不變的思維模式，千篇一律的執行。總之，如果繼續執行計劃生育，“粘鍋”會演變成“砸鍋”了。

　　(二)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帶有社會性，人口問題是個社會問題，我們不能撇開社會來談人口。我們在考查人口政策調整原因時，必須從社會角度去考慮問題。新形勢下，社會現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計劃生育政策已經不適應社會的發展。“單獨二孩”政策的開啟迎合了時代的要求，更是擴大了人民消費的需求。自亞洲金融危機后，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趨勢日趨平穩，GDP保八發展顯示疲態;市場的供求關系從供不應求轉向供大于求;我國宏觀調控的目標也從擴大儲蓄和投資轉變為擴大消費需求。如果繼續執行計劃生育，會導致需求不足，這與我們努力擴大消費需求的宏觀經濟政策相悖。另一方面，“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延長了人口紅利周期，即相對提高了新增長人口數量，促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有利于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紅利期”，為經濟增長繼續注入“活力”。

　　(三)家庭生育心理的推動

　　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代表著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大到國家層面的經濟、政治關系;小到家庭層面的家庭關系。家庭作為國家的基本組成單位，家庭的人口心理變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家人口政策調整。從功利角度講，人的行為要追求善的最大化。邊沁認為，“人類行為完全以快樂和痛苦為動機”。家庭選擇生育的子女數時便會考慮快樂和痛苦的收支，趨利避害。在經濟上，每一個家庭都有自有的一套“人口價值學說”，當家庭認為每一個孩子在將來可以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使家庭更加富裕的時候，他們會趨向于多生育子女。在我國農村地區，男孩不僅被認為是家族人丁興旺的象征，同時也是農業的重要勞動力。在精神上，出于各方面原因，如擔心獨生子女遭遇不測，以防萬一，或者是認為生育兩個孩子對孩子心理、品德成長更有利，這時父母都會選擇生育兩個以上的小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家庭愿意生育兩個子女，是國家實施“單獨二孩”政策的微觀條件。

　　二、“單獨二孩”政策實施的影響

　　“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絕大程度上緩解了低生育率狀況，使人口政策與社會現實更加緊密結合。但在實施過程中，我們也不能忽視它對我國社會發展產生的影響。

　　(一)生育率短期顯著回升

　　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翟振武表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平均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如果長期低于1.8，或長期在1.5-1.6水平上徘徊，不利于人口的均衡發展。”歷史證明，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最高時曾經到達7左右，而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生育觀念的轉變，總和生育率才得以下降，降至目前的1.5-1.6。“單獨二孩”政策允許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大大放寬了我國的人口生育政策，使我國總和生育率有一個相對顯著地回升，并逐漸向1.8靠攏。據國家衛生計生委前期開展的生育意愿調研可知，全國范圍內有1500萬至2000萬符合生育新政的夫婦，大約50%至60%愿意生育第二個孩子。“單獨二孩”政策是在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的基礎上實行，是我國人口政策的一個過渡形式，這樣可以防止一下全面放開兩孩，短期的累積效應會使生育率大幅度上升，大大超過更替水平，對長期發展不利。

　　(二)消費結構的變化

　　消費結構是指消費中不同商品或勞務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例。隨著我國商品市場化和資源的共享化，國民經濟快速發展，我國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顯著提高，居民的各項支出逐漸增加。“單獨二孩”政策的實行使得少年兒童人口增加，人口年齡結構改變，從而也影響了消費結構。“單獨二孩”政策少年兒童人口的消費更偏向于一些基礎的、低水平的消費，如兒童生活用品花費，初級教育文化消費。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高水平的消費金額比例下降，如高科技方面的消費，而高科技方面的消費的減少會導致高科技企業的資金積累速度變慢，抑制了相關產業的規模，阻礙產業結構升級，延緩了經濟發展的速度。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系列的過程中經濟的實際增長“乏善可陳”，但對市場的運行、資源的浪費，甚至于環境的破壞卻是可以預見的。

　　(三)耕地壓力加大

　　耕地是人類得以生存與發展的最必需的生產要素,一定的耕地保有量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孕育人口最重要的保障。中國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的人口大國，人口眾多且增長迅速，而土地則是一個既定的存量，它不僅不能再生，而且還在日趨銳減。據統計世界人均耕地而積為0.32hm?，中國只有0.09hm，少0.23hm。不僅如此，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更多的土地資源被需要，這些地從哪里來獲得?不就是從耕地面積里去拿，如此一來耕地壓力不僅是水深火熱，更加是雪上加霜。人地矛盾日益尖銳，已經成了一個嚴重的現實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講，“單獨二孩”政策加劇了人地矛盾。國家“單獨二孩”政策放開，各省市的細則也陸續出臺，政策上的鼓勵滿足了符合條件的家庭想生育二胎的心理意愿，越來越多的年輕夫婦加入了生育二胎的隊伍中，大幅度加快了新生人口數量，這對土地的承載力是更大挑戰。

　　三、我國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

　　(一)人口數契合生產最優化

　　所謂的生產最優化指的是生產與環境、資源、消費市場相適應，價值最接近邊際效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規律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只能人去適應規律以謀求發展最大化。同樣，我國的人口增長也存在著客觀規律，如果我們能找到這個客觀規律，那么解決人口問題將不再是空話、夢話。因此，第一，人口數量變化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口是指生活在特定歷史階段和特定地域具有一定數量和質量的人的總和，所以在政治經濟學中研究的人并非是生理上的人，而是社會生產中的人。也就是說社會中應該有多少人應該根據社會生產所決定。進入21世紀，我國的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生產水平極大提高，我們必須改變人口政策，以達到統籌人口最優數量的目的。第二，勞動力數量與就業數量相吻合。早有中國學者提到勞動力數量與就業者數量吻合之后能保持人口零自然增長率。在這種人口增長模式下，人口結構按各年齡段平均分布，不需要大規模的人口政策引導，有利于社會經濟穩定發展。

　　(二)提高人口質量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提到：“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并且把它作為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系的人，因而具有盡可能廣泛的需要的人生產出來(因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須有享受能力，因此他必須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所以，解決人口問題困境，探求我國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必須提高人口質量，使人口優勢變成人才優勢。鄧小平強調：“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資源的巨大優勢是任何國家比不了的。”提高人口質量，增強教育水平和強化人力資本是必要的。據相關數據統計，工人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勞動效率提高17%，假定一個全部由初中以下學歷的職工構成的企業將其職工全部換成高中學歷的話，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將提高24%，如果全部換成大專學歷的話，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66%。因此，當前形勢下，我們必須繼續實施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進一步明確從人力資源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的要求，從而達到增強人口質量的目的，明晰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

　　(三)保持人均耕地高于最小人均耕地

　　確保人均耕地高于最小人均耕地，對明晰我國人口政策改革方向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國的人均耕地是上年末耕地總數與人口總數之比。所謂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積指的是為了保障一定區域生產發展食物安全，而必須保護的耕地數量底線。計算公式為一段時間內人數、人均需要的糧食量的乘積與與耕地面積之比。我們可以從公式中看到：在我國耕地面積總數基本上不變的情況下，假如短時間內人口增長速度高，分子變大，最小人均耕地數就會迅速提高，這時耕地壓力就會顯示出來。面對如此情況，今后我國進行人口政策改革，必須控制人口總量，保護耕地面積，堅持人均耕地高于最小人均耕地原則，否則將是人口政策之危，經濟發展之末、人類生存之盡。對此我們要：第一，保護耕地，尤其是保護肥田，用以保證必要的農業生產。第二，大力支持袁隆平院士領導的雜交水稻的培育研究項目，集中力量提高我國糧食的單位畝產。第三，在全社會倡導珍惜糧食的美德，減少在消費環節的浪費，減輕國家耕地壓力。

　　作者：戚紅蕾 段小艷 單位：云南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論文范文：法制核心論文風險刑法理論的法教義學批判

　　這篇法制核心論文發表了風險刑法理論的法教義學批判，當“風險社會”被學者所關注，并通過諸如頻發的礦難、食品安全事件和動車追尾事件等為社會大眾所切實感受到后，認定當代中國已經進入一個“風險社會”，絕對不是危言聳聽。風險刑法中的風險是如何界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