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論文發表期刊推薦《長江文藝》創刊于1949年6月，是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刊，原為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聯會刊，被譽為新中國文藝第一刊。多年來倍受選刊和讀者的關注，也是中國27家文學創作類核心期刊之一。《長江文藝》務實與創新并舉，現實主義與先鋒精神兼容。追求思想性，但反對脫離時代和生活;追求可讀性但擯棄華而不實和矯揉造作。《長江文藝》奉行好作品主義，精彩小說、精美散文、精妙詩歌，還有文學評論，報告文學等文體的作品，不可不看。也是日常休閑的理想讀物。

　　關鍵詞：生態,藏族,文化,期刊論文發表

　　當前，隨著全球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趨勢，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進程快速推進。現代化在帶給我們物質豐裕的同時也引發出許多的社會問題.其中生態危機(自然生態危機，人文生態危機)因其存在的普遍性尤其引人關注，并引發世界范圍內的生態保護意識。基于這一特定的文化語境，文學領域的生態文學創作及其批評理論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在國外興起，很快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中國作家也積極響應，以生態文學標注的文本創作與研究正日漸形成了一股熱潮。

　　以生態文學批評理論審視西藏當代文學創作，不難看出生態意識體現在各種題材的創作文本中。需要說明的是，西藏文學文本中與時代最新創作潮流的這種呼應，并非簡單跟風，因為生態理念之于藏族文化、西藏文學，歷史悠久、根基深厚，她是構成藏族傳統文化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在藏族的傳統文化、民間文學中都表現得十分鮮明而且深刻。

　　藏族先民信奉萬物有靈，對神山圣湖的頂禮膜拜深入人心，對大自然以及所有的生靈心懷敬畏和感恩，在藏族浩如煙海的民間文學中處處都能看見這樣的記錄。藏族史詩《格薩爾》伴隨著藏族文化一同生長和發展，它不僅是一部反映古代藏族社會風貌的“百科全書”。同時也是一部優秀的民族精神標本的展覽館。隨意翻開《格薩爾》的章節，藏族先民與自然萬物相互依靠，以期“共生”的生態意識隨處可見：在《霍嶺大戰》一節中，辛巴梅乳孜唱道：“狂妄大膽的漁夫，你們心中可清楚?霍爾大川大河水，全屬霍爾流本土。水中魚兒無其數，跟霍爾人共生息。其中三條金眼魚，是霍爾三王的寄魂魚。我們霍爾山溝里，禁止人們來打獵，我們霍爾河水中，禁止人們來捕魚。誰若打獵捕魚類，依法嚴懲不放生!”道破了人與生靈之間命運的息息相關，其思想突破了“人類中心主義”的限制，表達了藏族先民對一切生靈的珍視。這種傳統的理念到現在依舊影響著藏族人的思想與情感，體現在日常生活中。以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的陸川導演執導的《可可西里》為例，可可西里的人們保護藏羚羊甚至不惜犧牲生命的所為，同樣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環保層面，體現了藏民族“以整個生態系統為本”的生態理念，彰顯了“所有的生命同樣尊貴，人應該像尊重自己的生命一樣去尊重其他的生命”的崇高生命觀。

　　仰仗著民族傳統文化中生態意識悠久、深厚的文化背景，早在當代生態文學寫作還未被命名之前，西藏當代文學承襲著從口頭到書面幾乎從未斷流過的藏族古老的生態傳統，在文學文本中表現出了鮮明的生態意識。藏族詩人伊丹才讓在60年代出版的《婚禮歌·藏族民間長歌》中這樣歌詠牧民眼中的駿馬：“馬頭像純金的寶瓶一樣，愿金寶瓶盛滿吉祥。馬眼像天上的啟明星一樣，愿啟明星閃耀吉祥。馬牙像三十顆貝殼一樣，愿三十顆貝殼帶來吉祥。馬舌像錦緞的彩旗一樣，愿錦緞的彩旗招引吉祥。馬髻像藍寶石的玉環一樣，愿藍色的玉環圈來吉祥。馬尾像透明的絲線一樣，愿透明的絲線揚起吉祥。”作為馬背上的民族，在藏族牧人的心中馬是如此的美好而神圣，它絕不是不會說話的牲畜，而是值得尊敬與珍視的寶貝。

　　藏族文化珍視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態理念影響著每一個生活其間的人。70年代進藏，在西藏生活了20多年的散文家馬麗華在行走于青藏高原山山水水的日子里，對高原原生態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的親身見聞，讓她的心靈得到了滌蕩，在傾情書寫高原絢麗多姿的古老文化世界，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超自然的獨特關系中建立起了她自己的生態觀點，學者張曉琴將其總結為：“自然的形成有它自身的原因和規律，它是我們人類賴以存在的必要條件，我們不能去改變它，真正需要改變的是我們人類自己。最重要的是處理好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人不要把自己樹立為自然界的暴虐之王，不要隨意地戕伐自然，否則，自然會反過來懲罰人類。”她完成的三部長篇紀實散文《藏北游歷》、《西行阿里》、《靈魂像風》不僅在全國引發了一場西藏熱，同時也“開始了中國當代散文摹寫人類原生態的新階段”。①

　　而與藏族傳統生態文化有著血親關系的本土作家，在文學寫作中傳達中來的與自然共生的理念，更是深植于人的內心，無需理論的支持，幾乎成為一種本能，世代相傳。朗頓·羅布次仁的散文《山》這樣描寫西藏的山：“在每個藏族人的心中，山是活的，就像是家里的一個長輩，夢中的一位戀人，心中的一個偶像。懷著這種復雜的情感，對山的迷戀、狂熱、崇拜漸漸流淌在每個人的血液里，植根在骨髓里。山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形，而巋然屹立在人心中的只有一個魂——山魂”。在藏族文化中，高山大河從來都不是孤獨而僵硬的自然存在，而是溫暖而可敬的，比如像念青唐古拉山和納木錯、岡底斯山與瑪旁雍錯湖，不僅是巨大威力的超自然存在，也是有情有愛的恩愛夫妻。藏民族對山沒有渴望征服的欲望，也沒有征服后的高高在上，攀登更多的喜悅在于與自然的親近，這種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構成了我們生活的暖色場景。

　　在這個暖色場景中不止有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還有人與動物的親密相處。收錄在白瑪娜珍的散文集《西藏的月光》中的《我的藏獒與藏獅》中這樣描寫家里飼養的小狗：“嘎瑪是條棕紅色的土狗，身體矮胖又長，嗖地竄過草叢時，像只紅狐”。“藏語里星星叫‘嘎瑪’，給它取這名，除了它那雙靈動的眼睛，還因這些年它帶給我星星一般數不清的快樂”。一段時間里，嘎瑪常常離家出走，在“我”四處尋找中找到被鐵鏈拴住的嘎瑪，才知道它愛上了住在不遠處胖女人家的小母狗。我贊賞它的舉動，認為“追求愛情是它的權力，與其茍且一生，不如鋌而走險”。白瑪玉珍的《姨媽的善良生平》中寫到：“姨媽”對家里的幾頭大藏獒“天熱了會時不時為它們換冷水喂;天冷了還要把食物燒熱了喂給它們;刮風時不停地在狗的近旁灑水，怕沙粒吹進它們的眼睛”。在西藏有這樣的傳說，狗將自己得到的青稞種子給了人，人們才有了食物，狗在藏族人心目中是人類的恩人。藏族人對待狗，既不是作為看門的家伙，也不是金貴的寵物，而是家庭中的一員。

　　不只是與人有恩的狗，在藏族的文化中所有的生靈都是珍貴的。白瑪娜珍在《百靈鳥、我們的愛》一文中寫到，在“我家”院子里筑巢的一對百靈鳥，成為“我”和兒子旦那的朋友，日日關照。“小百靈鳥出生后，母親提出留下一對小百靈鳥給她，兒子旦那使勁兒搖頭，拿走它們的孩子，鳥爸爸和鳥媽媽會傷心的”。而“我”在佛前為所有的生靈禱告，因為“連一個目不識丁的百姓也懂得生物是相互依存的，它、它們不好，我和大家也不好”。母子倆都在用行動闡釋一個道理：人不是世界的主宰或者中心，人只是自然的一分子。

　　在詮釋傳統文化生態理念在幫助藏族作家建立起對世界萬物的認識，建立起與其他生命體的親密關系上所產生的影響時，作家白瑪娜珍如是說：在西藏“當你在街上跌倒，或是老人在醫院排隊，都會得到熱心的，發自內心深處的幫助和仁愛。而一只狗、一只小鳥在藏地都能夠獲得臨終救度。還有很多比如供“蘇”，是專門點燃香柏，加入糌粑、白糖、酥油、等以食物的精氣和愿想慰藉餓鬼、幽靈等。出家人更是在每天早晨自己滴水未盡前要給餓鬼道和幽靈奉上七滴水作為水供;走路時也不會大幅度甩手，擔心驚擾存在于空氣中的無限存在著的靈識;還有在水里撒甘露丸，在水里印六字真言等，關照水里一切生物、微生物......這些數不勝數的儀式和民俗，表面看天真爛漫，實則展現了藏民族的慈悲情懷和眾生平等的生命境界。這樣的文化人群中，博大的愛的智慧和愛的力量，令我充滿了寫作激情。”②正是對萬物有靈，前世今生的信仰，藏族傳統文化自然地將生命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把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聯系起來，將此刻與未來聯系起來，從而建構起了人與其他物種、生靈之間友好、親密的關系。

　　如果說，和平解放之初的西藏文學表達出的生態觀是對傳統文化的承襲，那么還應該看到新時期以來西藏作家在創作文本中傳達出的深刻而鮮明的生態理念除了有對傳統文化的承襲，還源于實實在在的時代憂患。

　　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中國社會逐步完成了經濟體制改革，市場經濟的洪流在創造巨大的財富的同時，也帶來的一系列矛盾與沖撞，生態環境不斷惡化，人在經濟變革的時代大潮面前精神滑坡，價值失衡。正如王喜絨在《生態批評視域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中所說的那樣：“如果說自然生態危機使人類正在喪失可以棲息的物質家園，那么普遍的精神危機有使人類正在喪失可以安息靈魂的精神家園”。作為世界性問題迫使作家重新審視現代文化與價值標準，對自然生態、精神生態的呼喚就成為中國作家文學創作的自覺。西藏雖然地處邊境，但新時期以來具有多元文化成長背景的西藏作家沒有局限于自己生活的狹小區域，立足全球化的視野，積極關注現代化進程中的生態危機，表達了自己的生態理想及其價值判斷。

　　早在90年代西藏作家郭阿利在小說《走進草原的二種方式》中就表達了對現代化的快速推進對高原牧人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的破壞，以及對由此引發的生存環境危機的憂慮。白瑪娜珍在博文《聽風十三年》描寫了城市化進程中，拉薩近郊娘熱村十三年來自然環境與人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變化，記錄下了變遷中的時代陣痛，表達自己的憂患意識：春天，“風，還是往昔一般光顧我的日子，但帶來了更多的塵土，樹林也擋不住了。我的心變得和迫近的城市一樣焦慮不安。尤其就在墻外，在這個城鄉交接的創面，到處是建設和挖掘留下的殘骸，鄉村正在消失，鄉村里的人賤賣土地，走向城市打工，變得蓬頭垢面，留在村里的正在讀書的少年叼著煙，在村子兩邊的茶館、臺球桌上彷徨、酗酒、消磨夜晚。”

　　生態倫理學認為，現存的社會發展模式“忽視不可計算、不可變賣的人類精神財富，諸如捐獻、高尚、信譽和良心。‘發展’所經之處掃蕩了文化寶藏與古代傳統和文明的知識”③。只要處于這地球上的一隅，就無法避免這種掃蕩。次仁羅布的小說《神授》通過一位格薩爾藝人的經歷，表達了作家對西藏城市化發展進程中的問題發現與理性思考。格薩爾是藏族歷史上斬妖除魔的英雄，是藏族人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神，他的事跡被世世代代的藏族人傳唱。“傳唱格薩爾”本身就承載著豐富而深刻的寓意，它不僅呈現了藏族古老的文化形態，同時也昭示了藏族人傳統的生命狀態。主人公亞爾杰是一位藏北的牧民，當他還是色尖草原上的13歲的放牧娃時就被格薩爾的大將丹瑪選為宣講格薩爾戰績的神授藝人，并將厚厚的經文放置進亞爾杰的體內。神授的力量讓亞爾杰這個只字不識的放牧娃可以用最華美的辭藻講述格薩爾的事跡，幾天幾夜，滔滔不絕;神授的力量使他贏得草原上牧民們的尊敬和愛戴，無論他走到哪里，進獻的美食和姑娘們羨慕的目光就到達哪里。皓月當空的夜晚，寧靜、開闊的草原，人們圍坐在篝火的四周，眼里充滿了熱情與景仰，聆聽著格薩爾的故事。與自然、與神的親密接觸，使每一個普通的生命個體綻放出靈性的光芒。然而，世界在慢慢地發生著變化，現代化的觸角不可避免地探進了這個隱秘的世界，改變著亞爾杰和他的草原以及草原上的牧人的生活。當亞爾杰離開草原，坐進研究院蒼白的辦公室，面對機械的錄音機宣講格薩爾的事跡時，當他把宣講格薩爾和工資待遇這些世俗的利益對等起來的時候，神授的力量距離他越來越遠，同時遠去的還有閑適、安穩、充滿靈性的靈魂狀態。而往日那些最忠實的聆聽者早在致富的忙碌中忘卻了格薩爾的事跡曾帶給他們的心靈感動。古樸的民間信仰就這樣在現代性的沖擊下逐漸退出了生活的舞臺，而外來的現代性又沒能真正融入高原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的茫然，心靈的茫然，讓人的精神失卻了寄居地。小說結尾，亞爾杰只身離開研究所，深入曾經巧遇丹瑪的色尖草原，希望找回神授的力量，召回曾有的心靈狀態。正如英國著名生態文學家喬納森·貝特(Jonathan Bate)在《大地之歌》中提出“我們究竟從哪里開始走錯了路?”，次仁羅布的《神授》也借亞爾杰走出草原、重回草原的結構線索，探尋現代化背景下心靈失落的軌跡。

　　歷史發展的事實證明，“如果一個民族放棄全球化、城市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退回到傳統社會的老路，那么，這個茍且偷安的民族將要付出更大的代價。”④是原地駐守還是向前發展，是以人為絕對的最高價值還是以整個生態體統為最高價值，正成為文化研究者重要的思考命題。人類采取和確立一個什么樣的發展觀及其體現的社會發現目標模式，不僅對社會的經濟、政治、自然環境產生重大影響，而且對社會的文化教育、思想道德、人文環境也產生深刻影響。

　　生態文學并非站在非此即彼的立場上否認人的價值，否認發展的價值，而是主張尋找一種既衛護文學的人學原則，及其對歷史深度和人性內涵的要求，同時又衛護生態文學中以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原則的要求，在既矛盾又融合的關系中尋找文學，闡釋之道，它更貼近“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人固然不是萬物的中心和主宰，但人在和諧關系中的全面發展畢竟是文學的要義，人在生態文學中仍然是最活躍的元素。

　　西藏因其獨特的文化傳統、自然地貌和世俗生活，始終與大自然和其他生靈保持著原始的親近，積極倡導社會成員之間的友善、和諧，這些包孕著濃厚生態意識的處世經驗與思想模式，作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的組成部分，為全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理論提供了豐富的信息資源。

　　在次仁羅布的小說《阿米日嘎》中燃堆村村民貢布用拖拉機馱回產自美國的優質奶牛“阿米日嘎”(“阿米日嘎”是美國的藏語音譯詞)的舉動讓村民們羨慕、嫉妒、恨;貢布只顧自己發家，對大家期待著通過奶牛配種，實現自家的富裕之夢的愿望置若罔聞。村民們集體選擇冷落他，孤立他，更有甚者，乘貢布不在之際，雇傭幫手，強行配種。商業主義的熱潮沖擊著藏區傳統的社會倫理，和諧、友善的鄉鄰關系被打破。小說中貢布的母親，這位藏族老婦人的內心堅守著藏族傳統文化中的善、愛、慈悲、寬容的做人信條，在圍繞“阿米日嘎”的矛盾沖突中，她始終用友善、寬容的態度對待他人，極力反對貢布為致富與村民為敵的自私做法。小說發展到高潮階段，“阿米日嘎”意外死亡，貢布財物兩空，失魂落魄，深受傳統文化心靈滋養的村民們，內心深處的善與寬容被激發出來，大家不僅沒有幸災樂禍，反而帶頭買死牛的肉，幫助貢布減少經濟上的損失。甚至作為辦案民警的“我”也掏出500元買走牛頭。當小說寫到辦案的民警把村民們籌集的4000多元錢交給貢布時，相信被感動的不只是故事中的貢布。在商業化浪潮蜂擁的時代背景下，寬恕、責任與愛，更加顯得無比珍貴。獲得第五屆魯迅獎的藏族作家次仁羅布始終將呼喚人性中正面的力量，矯正在商業主義浪潮中衰落、變異的心靈視作自己寫作的意義。

　　正如黃軼在《我們究竟從哪里開始走錯了路?”——生態文學“社會發展觀批判”主題辨析》一文中所說：“人類歷史常常不是線性發展的，我們必須殷殷回首，以撿拾不該遺落的可貴的人文精神和生存經驗，使前行之路少一些誤區”。⑤當代西藏作家也在自己的創作中從各個方面生動呈現藏族傳統文化中親近自然、敬畏自然，與自然共生的生態觀念，并融合現代意識，分析現代化進程中的得與失，真誠表達對生態自然、健康心靈的呼喚與贊美，表現西藏作家的思考與立場。我認為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在工業文明浪潮蜂擁的新語境下，這些浸潤著充盈的生態理念的藏族文化是可以給飽受現代性沖擊的自然與人的心靈以慰藉與啟發，藏族文化與西藏文學依舊具有對這個世界價值輸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