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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旅行共花了兩禮拜。我上班后①[指到商務印書館上班。]才曉得，這兩禮拜內，我的工作發生了變化。編纂《教育》、《學生》、《少年》的朱元善，曾經向高夢旦提出，要我轉到他阿誰部分做他的助手，次要助編《學生》。可是孫毓修托言還要我編纂《中國寓言續編》，不愿放，成果，把我等分，半天編《中國寓言續編》，半天協助朱元善核閱《學生》的。

　　《學生》是個八門五花、以供給中學生課外學問為主的刊物。它有式的短論，內容一貫激勵學生靜心讀書，未來為祖國效力。有“學藝”欄，引見外國的科學學問。有不立欄名，但經常有的數學和幾何的難題解答示范。有“技擊”欄，若何熬煉身體的技擊，附有良多演習技擊的姿態的插圖。還有世界和中國的每月大事記。除了這些，即是在校學生的，包羅每期大約十一面的英文論說、紀行、中英對照的小品。而學生中占絕大大都的，是文言的紀行、詩、詞。這些都標明何省何縣何校，者在校年級及實在姓名。登科的都照登這些“資歷”。

　　朱元善其時要我核閱的，就是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學校、初級師范學校或者甲種蠶桑、甲種工業學校（程度和此刻的中專附近）的學生們的。我看這些文言的紀行，大多用駢體，可見其時全國各地中等學校流行的，竟是駢體；而詩、詞內容，頗多感傷牢騷，老氣橫秋，疑是教師們點竄潤色過的。朱元善說，不管它真是學生寫的，仍是教師改的，只需做得好，我們就登科；一則登了出來，學校、教師、學生，都感覺榮耀，就會逢人夸耀，這就成了我們這個的權利推銷員；二則，學生來稿登科了，不付現金報答，只送書券，姑且填寫價目，從二元至十元不等，用這書券可買商務出書的書，這又為商務的冊本推廣了銷。這些很精明的法子，都是朱元善“發現”的。商務老板因而認為朱很能動腦筋，很器重他。同時他也是個老資歷，光緒末年商務剛創辦不久他就進商務了；他又是海鹽人，和張元濟有點遠的親戚關系。因而各種，他一身兼了三個刊物的主編。但手下并無助編，只要一個年輕人（也是海鹽人），做登記來稿、寄送稿酬、書券等工作；并且，若是要審核學生們的來稿，朱元善本人也不堪任。由于此中詩、詞極多，看來朱于此道，是外行人。

　　此刻要回過來講一件事。在這之前，朱和我已有過商量。我把《衣》、《食》、《住》剛譯完時，他就對孫敬修說，想請我譯點小工具，孫礙于體面，欠好，并且《中國寓言》的工作還未起頭，《衣》、《食》、《住》正在連續排版，連續看校樣，我是有時間的。朱元善出了個標題問題，說《學生》上沒有登過小說，此刻籌算登點小說，學生最都雅點科學小說，要我找材料。我在涵芬樓藏書樓的英美舊中發覺兩種，一種叫《我的》（Mymagazine），一種叫《兒童百科全書》（Children’sEncyclopaedia，這也是每月出書，象形式），兩者都是供給中學生以汗青、科學學問的通俗讀物。我在后者或前者（此刻記不準了，也不記得是哪年的）找到一篇能夠說是科學幻想小說，我把它譯出來，就是《三百年后孵化之卵》，登在一九一七年的《學生》正月號上。這兩種英文有些文章不簽字，由于這是通俗讀物，作者不是什么名人。這篇工具，卻有原作者姓名，但朱元善把它勾掉了。商務編譯所的刊物主編者老干這種事。看內容明明是翻譯的工具，題下簽名倒是個中國人。《小說月報》的大部門小說（林琴南譯的除外）就是、如許。《三百年后孵化之卵》總算留了個“譯”字。

　　也是在這兩種舊上，我看到若干篇成功者的列傳和軼事。后來我就據以編寫《履人傳》和《縫工傳》。這在后面再談。

　　朱元善編《教育》，次要依托很多日本文的教育。這些八門五花育理論到講授方式，從大學到中學的日本文約有十來種。朱本人并不懂日文，他只看日文中的漢字猜想內容，認為可用，便圈出來，請館外人翻譯。有些文章翻譯出來一看，是圈錯了的，不合需要，便只好存檔。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中有講統一問題的，例如引見英美教育新的，都翻譯出來了，他就據以從頭編寫，成為一篇文章，不注出處，只簽名日“天民”。他對翻譯的人說，天民是配合的筆名。那時《教育》版權頁上編者簽名朱元善，《學生》最后不署編者名，后來簽名時，也署的“天民”。他借此暗示，《教育》上寫文章最多的“天民”和《學生》編者是一人；不明環境的商務老板還認為他真負責呢！其時他付給那些的稿酬是每千字一元至二元，這在其時是一般的報答。翻既不簽名，譯錯了也不擔任，之潦草，自不待言，所以頗有情面愿接管比力低的報答。其時商務各稿酬最低二元，最高有至五元的，那是少少數的幾個特約撰稿人才能享受。朱元善用上述的方式把《教育》辦得相當有生氣，由于它及時引見歐美新的教育學說，教育環境。但他對教育學說并無研究，用本人的概念把那些粗拙的加以改編，有時也要出弊端，鬧笑話。不外《教育》的讀者以中學或師范學校的教員為多，他們看不出這些偶爾呈現的弊端。

　　日本文的學生，學問性文章良多。朱元善也留出來，請人翻譯，然后他加以改寫，用五號字登在《學生》的“學藝”欄內。

　　商務編譯所還有一人兼編兩種的，此即《小說月報》和《婦女》的編者王蘊章（號藥農，別號西神）。他手下也只要一個只做登記等雜務的人（其時名為校對）。《東方》卻分歧主編之下，有三個的編纂，即錢智修，章錫琛，胡愈之。錢、胡都懂英文，章懂日文。但我和他們接觸是在一二年當前，其時我以至還不認識他們。

　　朱元善還訂了一些其時上海出書的適合中學生閱讀的，此中就有陳獨秀編的《青年》（即《新青年》之前身）。《青年》倡導“德、智、體”三育，用文言，但在一九一七年更名為《新青年》時曾經頒發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繼之以陳獨秀的《文學論》。朱元善既訂有《新青年》，天然看到這兩篇文章。朱能夠說是商務幾個主編的人中對最的一個。他雖不學無術，但善觀風色，并且勇于趨時。他籌算以《學生》小試，先從起頭。他請我寫一篇分歧于歷來的《學生》內容的短文，作為；這就是登載在《學生》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號上的“學生與社會”。這篇文章能夠算得是我的第一篇論文。其時年輕膽大，借著這個標題問題對二千年來封建主義的治學思惟，發了一通談論。此刻把此中一段抄鄙人面，也能看出我其時的程度。“我國古訓，所謂道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又日，不知不識，順帝之則。皆不啻為奴隸四字作注釋。此不獨行事為然，肄業何獨否則？戰國之時，策士縱橫，各抱一說，以干各國之君，雖窮通各別，要不失為精研一己之學業，發抒一己之看法。其時百家學說，駢肩比足，未有軒輊。逮乎劉氏定鼎，海內同一，而者流，依靠君主，攘斥百家，以自尊重，而學術上遂有主奴之別，學問之道狹矣！兩漢學者，又揣測君主之所好，故乘時而起之文人，后先相望，而求其獨抱遺經，為所為于環球不為之日，僅得一揚雄，顧亦研究孔子之學而不克不及獨辟門路。若夫倡一家言，于學問作科學的研究者，未見其人。豈天之不生才耶？蓋亦有以囿之桎之，而士亦無自主心之所致也。《論衡》謂周人大哥不遇，而哭于。人問之。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績，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按指黃老之學）。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以下論及經今文家之陳陳相因，“盈篇累牘，回旋盤曲，瑣碎已極，有如學幾何者之證命題。諺所謂博士買驢，書券三萬，未見驢字，非過誚也。其能發抒己見，以成一家之說者，如麟角鳳毛，已不成得。挽近東漸，雖已破此一重關，其失也又太膚淺，而趨時之習，日甚一日。學子入校，莫不揣測風氣之所趨，為未來使用之地。于是學問之道，以社會風氣為主體，而掉臂一己才力之所偏，與其性之所近，戕賊青年之美質，障礙社會之前進，莫此為甚。環球盡汶汶然而從人，夫安得大學問家，生于今日之世哉。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吾謂今之學者，直為利耳。方其學也，不問學術之有用與否，不問與己之合宜與否，唯利是視，欲其無益于社會難矣。是故學生在社會中也，必求自主。”在文章結尾，歸納綜合全文，還對其時的學生提出了一個總耍求：“學生時代，當活躍，而處事不成不慎。處世宜樂觀，而于一己之操行學問，不成自卑。有擔任之志，而不成先事驕貴，他人，尤須有自主心，以形成之人格，切用之學問。有奮斗力以戰退厄運，以扶植新業。”（見《學生》一九一七年四卷十二號）這篇文章朱元善竟然很滿意，認為可使《學生》煥然一新，便又要我再寫一篇，登在一九一八年正月號上，標題問題是《一九一八年之學生》。這一篇的內容比上一篇更進了一步，在《學生》上談論起時政來了。大意謂歐戰場面地步“姑無論其孰勝孰負”，“亞東場面地步必且大變”，而中國“則自鼎革以還，忽焉六載，底子，至今未決，海內蜩螗，刻無寧晷，虛度歲月，暗損利權。此后其將淪胥而與埃及、印度、朝鮮等耶？抑尚可自拔而免于之慘耶？非吾儕所忍言。”文章中還高聲呼吁學生“翻然，革心洗腸，投袂以起”，并對學生提出了三點但愿，即“改革思惟”，“締造文明”和“奮斗主義”。從這篇文章，能夠見到我其時的愛國主義和主義思惟的眉目。文章把“改革思惟”列為對學生的第一條但愿，申明我的重點地點。“何謂改革思惟？即力排有生以來所薰染于腦海中之舊習慣、舊思惟，而逐個改革之，認為接收新知新學之備”。“故學術之前進儒滯，學校之分科不全，舉非所俱，而思惟不新，致新文化失其效力，是乃深憂”。（以上引文見《學生》，一九一八年，第五卷第一號）當然，那時候我主意的新思惟只是“個性之解放”、“人格之”等等資產階層主義的工具，還不是馬克思主義，由于那時“十月”的炮聲方才響過，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到中國。解放后很多作者闡述我晚年的思惟，都提到這兩篇工具，認為我這期間是思惟。，當然我研究過，對我有影響，不外那時對我思惟影響最大，促使我寫出這兩篇文章的，仍是《新青年》。而《新青年》那時還沒提到辯證和汗青的思惟方式。

　　一九一八年的《學生》，當真要及第學小說了。這一點也是我和朱元善籌議好，由我擔任收集材料。我找到了一篇叫《兩月中之建筑譚》（美國洛賽爾·彭特RussellBond著）的科學小說。我認為雖然不必象后來翻學作品那樣百分之百的，至多要百分之八十的。朱卻認為手藝部門要于原文，此外則能夠不拘。他的“理論”是，給中學生讀的科學小說，一方面要引見科學手藝，一方面也要文字漂亮，朱認為這必然要用駢體。《兩月中之建筑譚》開首那段文字就由我來寫。這篇小說是我和合譯的。澤要把手藝部門譯出來，那時他在河海工程特地學校學了一年，手藝方面完全能夠譯好。很多手藝名詞他曉得，我就不曉得。如混凝土，是cement加沙拌成的建筑材料，那時他們學校把它譯成混凝土；又如鋼筋水泥制成的部件，譯成鋼筋混凝土，也是他們學校里教師譯出來的。

　　小說開首，我按照朱的看法，完全用駢體。這里能夠抄一小段以見其時我寫的駢體的面貌：“疏林夕陽，數聲蟬唱，綠水青草，兩部蛙歌。莘莘學子，方自暑假大試驗中掙扎而出，擔簦負篋，返其家園矣。余亦其中之一人。”（見《學生》，一九一八年，第五卷第一號第一頁）然后寫到這個“我”在書房里，“晨起，曉氣清絕，當窗而理故課，午后，槐蔭漸轉，則下湘簾，踞胡床，倚隱囊，熱沉水，左定窯壺而右莎翁集，興來則展霍氏志異之篇，唱荷馬吊古之什。”這段濫調，我是帶著開打趣的意味寫的，可是朱元善卻大為贊揚，并且說歐佳麗喜好中國風味的器具早成風氣；上海魯伊師摩洋行拍賣中國古玩，不辨，率先搶購的，就是。他據此認為小說中阿誰美國粹生有“定窯壺”，竟是“合情合理”的。至于阿誰“我”的書桌上，本來只要筆和筆筒，可是朱元善在發排時加上了“硯”、“筆洗”和“香爐”。印出來后我看了感覺哭笑不得。但如斯把美國粹生漢化，只此一回，亦只此一段。我終究了朱元善，不在翻譯中“用華變夷”。

　　其時商務編譯所中有兩小我善駢體，一是孫毓修，一是王西神。朱元善對他們很欽佩。駢體總得用典，朱元善援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中論“不消典”一段談論，調侃胡適立論言行一致。由于胡適一方面主意“不消典”，同時卻又指出江亢虎（按是中國的所謂社會黨的創始人，抗日和平時做了）代華僑誄陳英士（按是辛亥時的滬軍都督，后為袁世凱所害，蔣介石是陳的舊手下）文有“未懸太白，先壞長城。世無（钅且）麂，乃戕趙卿”四語，贊其所用趙宣子一典，甚為工切（按胡適此論，實不高超；陳英士比趙衰，擬于不倫）。胡適又獎飾王國維詠史詩：“‘虎狼在堂室，徙戎復何補？神州遂陸沉，百年委榛莽。寄語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謂使事之工者矣。”朱元善的“結論”是：濫調要不得，用典卻不成廢。

　　《兩月中之建筑譚》，在《學生》上連載了八期。原文有很多插圖。登了這篇當前，朱認為科學小說應繼續，要我繼續找材料。我后來又找到一本小：《理工學生在校記》。嚴酷而言，這不是科學小說，這只是用小說形式論述科學學問。這也是我與合譯的。現實是他一人譯，我只在文字上稍加潤色。朱硬要用合譯的表面。他明知是我的弟弟，但朱說若用在學校的姓名沈德濟，又不與我合譯，那就要照在校學生例，只能酬以書券，用合譯，他可酬現金。言外有非分特別照應之意。我和拿到稿費通盤去買了書。暑假從南京來上海，在我宿舍住了半個月就把《理工學生在校記》澤出來了。

　　編譯所藏書樓里英文書良多，不外亂七八糟。它藏有全套的出名的《萬人叢書》（Everyman’sLibrary），里面采集良多資產階層的、經濟、哲學、文學名著，以及英國以外的文史哲名著的英譯本，從希臘、羅馬直到易卜生、般生等。還有一套美國出書的叫《新時代叢書》（ModernLibrary），性質與《萬人叢書》同。

　　一九一八年的《學生》上又持續頒發了我寫的《履人傳》和《縫工傳》（材料來歷，上文已講過）。《履人傳》是寫鞋匠身世而成名的人，《縫工傳》是寫成衣身世而成名的人，每篇前我都寫有三四百字的緒言，完全用駢體。《履人傳》緒言如下：“夫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達官貴人無種，丈夫貴能自立，閥閱豈能限人哉。閑常泛覽外史，取少賤為履人之名人，撮其事跡，薈革一篇，為履人傳。亦見人在自樹，自強不息者天厭之，僻巷牛衣之子，其亦聞風自興，而勉為書中人乎。”（《學生》，一九一八年第五卷第四號）至于《縫工傳》，則取五代史一行傳之意。《縫工傳》的緒言說：“歐陽永叔撰五代史，取李自倫等數報酬一行傳，而日，自古烈士，多出于。竊怪其時可道者少，意必于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于下者，求之列傳，而崩離，文字殘破，不成復得，然得者僅四五人罷了。其事跡不著，而無可紀次，其略可錄焉。”（《學生》，一九一八年第五卷第九號）《履人傳》和《縫工傳》都是贊譽大丈夫貴自立，這與《一九一八年之學生》論文所倡導的改革思惟，奮斗自立的是呼應的。

　　也是讀了《新青年》，我起頭留意文學，搜求這方面的書。《萬人叢書》有帝俄時代文豪如托爾斯泰等人的英譯本，得之甚易。其時美國人開的“伊文思圖書公司”有英、美出書的新書，也有。它所沒有的書，你開了書名，它能夠代購，書到后付款。同時又從日本東京九善書店西書部索得它每月出書的已到及將到的歐美新書、目次，它比伊文思圖書公司的書目更完整。向丸善購書或訂購，也是書到付款。于是買書的子愈加寬了。

　　在《學生》第六卷四、五號上的“托爾斯泰與今日之俄羅斯”，就是我關懷文學之后寫的一篇評論文章。這篇文章的標題問題下有三行提醒，日：“十九世紀末之世界的文學”，“之動力”，“此后社會之影響”。文章開首說：“十九世紀末年，歐洲文學界最大之變更，其震波遠及于此刻，且將影響于此后，此因何事乎？日文學之勃興，及其之勃張是也。”“俄人思惟一躍而出……二十世紀后半期之場合排場，決將受其影響，聽其安排。今俄之Bolshevism（布爾什維主義〕，已洋溢于東歐，且將及于西歐，世界潮水，磅礴動蕩，正不知其伊何底也。而托爾斯泰實其最后之動力。”又說，這篇文章“讀者作文學略史觀可也，作托爾斯泰傳觀可也，作近因觀，亦無不成”。此刻回憶，其時恰是十月社會主義傳到中國，震動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時辰，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李大釗在《新青年》上頒發了“庶民的勝利”，可是直到一九一九年的蒲月，《新青年》上才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而且頒發了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因而，當前和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以前這一段時間里，對于的“動力”和“近因”，是其時“有志之士”們常常談論和探究的。我的這篇“托爾斯泰與今日之俄羅斯”，是試圖從文學對社會所起的影響的角度來切磋這個問題的一點測驗考試。當然其論點此刻看來是好笑的。

　　到了一九一九年春夏之交，五四活動迸發了，在它的影響和鞭策下，我起頭專注于文學，翻譯和引見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學生》不適合登載的，我就給上海《新報》的副刊《學燈》。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在家里》就是我那時翻譯的第一篇小說，也是我第一次用白話翻譯小說，并且盡可能于原作--該當說是對英文譯本的盡可能。在這之后半年多的時間內，我接連翻譯了契訶夫的《賣者》、《萬卡》，高爾基的《戀人》，法國莫泊桑的《一段弦線》，英國高爾斯華綏的《夜》等十多篇短篇小說，寫了引見托爾斯泰和肖伯納的文章，都登在《學燈》上。此外還寫了一篇叫做“近代戲劇家傳”的長文，引見了般生、契訶夫等三十四個作家，連載在《學生》第六卷七--十二號上。

　　因為我常在《學燈》上，《新報》的主編蘇辦《解放與》時就約我寫文章。《解放與》上有一欄叫“讀書錄”。“讀書錄”是把某一外文原著以撮要形式引見其內容，而不是全文翻譯。我在這引見的第一篇是蓀給我的材料，叫《羅塞爾＜到的幾條擬徑＞》（《解放與》一卷七號）。小標題問題是無主義，社會主義，工團主義。羅塞爾主意基爾特社會主義，否決社會主義，也否決無主義和工團主義。那時已是一九一九年尾，我已起頭接觸馬克思主義，我感覺看看這些書也好，曉得社會主義還有些什么學派。阿誰時候是一個學術思惟很是活躍的時代，受新影響的學問地吞咽外國傳來的各類新工具，紛紛引見外國的各類主義、思惟和學說。大師的設法是：中國的封建主義是完全要了，替代的工具只要到外國找，“向國度尋找謬誤”。所以，其時“拿來主義”十分流行。拿來的工具根基上分兩大類，一類是主義的，一類是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一個學派被引見進來，但十分吸惹人，由于那時曾經曉得，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點下取告捷利的。也是在這種求謬誤欲的下，我還譯過兩篇尼采的工具，是從他的名著《蘇魯支語錄》（ThusSPakeZarathustra）當選譯的，登在《解放與》上。我還寫了一篇引見尼采的文章《尼采的學說》，登在一九二○歲首��年月的《學生》上。其時學術界有一種看法，認為尼采思惟是策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哲學根本，所以不主意引見。我則認為“跟了尼采走的人是完全錯了；避了尼采不愿碰頭，或不愿和他一談的，也不見得是完全不錯！”“尼采誠然是人類中的，最可駭的人物”，“但我們卻也不忘記他對于方面的見識很超特，幾多含有幾分謬誤。”“尼采思惟卓絕的處所”是“把哲學上一切學說，社會上一切信條，一切人生觀觀，從新秤量過，從新把他們的價值估定”。我們“該當借重來做摧毀汗青保守的正常的枷鎖的舊的利器，從新估訂價值，締造一種新出來”。（見《學生》七卷一--四號）一句話，我那時所以對尼采有樂趣，是由于尼采用狠惡的筆觸保守思惟，而其時我們正要保守思惟，要求思惟解放；尼采也奸商哲學，而其時的社會，小而言之，即在商務編譯所本身，奸商思惟和作風就很嚴峻。

　　《解放與》也登文學作品，次要是我翻譯的幾篇。此中有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MauriceMaerterlinck的五幕短劇《丁泰琪之死》。其后二三年，意味主義的梅特林克成為搶手人物。其時大師競相引見十九世紀歐洲各派文藝，而意味主義在十九世紀末年曾風靡歐洲。意味主義作家中以梅特林克最為主要。如許地熱心于十九世紀歐洲各派文藝，在今天看來，似不成理解。但在其時，大師有如許的設法：既要自創于西洋，就必需窮本朔源，不克不及嘗一臠而輒止。我疇前治中國文學，就曾窮本溯源一番過來，此刻既把線裝書束之高閣了，轉而自創于歐洲，自當從希臘、羅馬起頭，橫貫十九世紀，直到“世紀末”。那時，二十世紀才過了二十年，歐洲最新的文藝還傳不到中國，因此也給我一個機遇對十九世紀以前的歐洲文學作一番系統的研究。這就是我其時處置于希臘、北歐之研究的緣由。我認為如斯才能取精用宏，吸收他人的精萃化為本人的血肉；如許才能締造劃時代的新文學。我的同時代人，大都是有如許的理想，從而也有如許的的，雖然深淺分歧。

　　這種“窮本溯源”的設法，也是我在一九二○歲首��年月為《小說月報》部門而寫的“小說新潮欄宣言”中所表述的次要概念之一。這是我最早的一篇文學論文，這篇文章加上其時連續寫的別的幾篇文學評論，如“新舊文學平議之評斷”、“為新文學研究者進一解”、“文學上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等，根基上表達了我在還沒有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惟以前的文學概念。歸納綜合起來有如許幾點：其一，我認為新與新文學的關系是，“新文學要拿新做根源，新要借新文學做宣傳”。“此刻新思惟日新月異”，“西洋的小說曾經由浪漫主義進而為寫實主義、主義、新浪漫主義，我國卻仍是逗留在寫實以前”。為了趕上時代，藝術上就要“探本窮源”，“不探到舊張本按次做去，冒莽撞失地‘唯新是摹’是立不住腳的”。所以“中國此刻要引見新派小說，該當先從寫實派天然派引見起”。也要引見主義（意味主義）。不外，這種引見只是一種“準備”、一個“過程”，最終目標是為了倡導新浪漫主義。這就是“窮本溯源”的本意。

　　其二，我主意先要鼎力地引見寫實主義天然主義，但又地否決倡導它們。我認為，“天然派只用闡發的方式去察看人生表示人生，致使見的都是，其成果是使人失望，悲悶，正和浪漫文學（按指十九世紀消沉的浪漫主義）的夢想使人失望一般，都不克不及指導健全的人生觀。所以浪漫文學固出缺點，天然文學的錯誤謬誤更大”。“在社會特甚，思惟錮蔽特甚，一般青年不曾完全領會新思惟意義的中國，倡導天然文學流行天然文學，其害更甚”。我認為中國的新文學要倡導新浪漫主義。由于，“浪漫的常是的解放的立異的，……這種，無論在思惟界在文學界都是得之則有前進有生氣。”“把我的意義總結一句，即是：能協助新的文學該是新浪漫的文學，能引我們到真確人生觀的文學該是新浪漫的文學，不是天然主義的文學，所以此后的新文動該是新浪漫的文學。”（n上見“小說新潮欄宣言”和“為新文學研究者進一解”）

　　其三，什么是新文學？“我認為新文學就是進化的文學。進化的文學有三種要素：一是遍及的性質；二是有表示人生指點人生的能力；三是為布衣的非為一般特殊階層的人的。唯其是要有遍及性，所以我們要用語體來做；唯其是重視表示人生指點人生的，所以我們要重視思惟，不重格局；唯其是為布衣的，所以要有主義的，活躍的景象形象。”“如拿這三件要素去評議文學作品，便知新舊云者，不帶時代性質。”“最新的不就是最美的最好的。”“‘美’‘好’是實在。實在的價值不因時代而改變。舊文學也含有‘美’‘好’的，不成一概。所以我們對于新舊文學并不蔑視；……我們并不想僅求保保守的而不求前進，我們是想把舊的做研究材料，提出他的特質，和西洋的特質連系，另創一種自有的新文學出來。”（見“新舊文學平議之評斷”、“小說新潮欄宣言”）

　　其四，“此刻很有很多人主意純藝術觀的文學。這派的意義，認為文學是一種藝術品，藝術品的目標即是美感，所以文學的目標只在美，而不在含有新抱負。……本來所謂‘藝術的藝術’和‘人生的藝術’這兩句話久已為辯論之點，未來趨向若何，面前目今正難看到。不外以我小我的看法而論，純粹藝術品固不克不及全無美感，天然欲奉藝術的藝術為正；而如文學，則素質既非是純粹藝術品，當然未便棄卻人生的一方面。何況文學是描寫人生，猶不克不及無抱負做個骨子了。”（見“文學上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

　　我在寫了這一，無非是要回首一下我在跨上文學道之后最早構成的文學藝術觀：同意什么，主意什么，又否決什么。這些概念明顯強烈地影響了我當前的文學勾當。

　　（摘自茅盾《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糊口之二》，回憶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