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劍梅[美國]

　　2013年的圣誕節之夜，我和父親（劉再復）一路給夏志清先生和王洞打德律風，想致以節日的問候，可是說先生住院了，其時我們就很擔憂，沒想到過了一個禮拜竟得知了先生逝世的動靜。

　　1讓異鄉學子在紐約也感應中國式的人際溫暖

　　所有學問女性在他眼里都是“”

　　夏先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培育了很多學生，我有幸也是此中的一個。1992年，我剛從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碩士班結業，被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班登科，成為王德威教員的博士生。那時，夏志清先生剛滿七十歲，他選擇王德威教員做他的“人”，但愿哥大的人文保守和中國文學保守可以或許薪火相傳。雖然曾經退休了，但他對我們這些新來的博士生仍然很是關懷，逢年過節他和老是請我們在哥大旁邊的餐館吃飯聊天，讓我們這些“異鄉學子”在紐約的大都會中也感應中國式的人際溫暖。不只如斯，他還親身回到哥大東亞系開課。這真是，他不只講得很活潑，并且對我們的研究選題切實關心，并坦率地賜與中肯的看法。

　　我第一次見夏先生，記得是跟我父母一路去他在哥大附近113街的公寓。去之前，我就讀過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和《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心里對他很，很是獵奇想曉得這位名滿全國的老先生會是什么樣子。一碰頭，他就對我直呼“小”，讓我自鳴得意了好一陣子。不事后來我才曉得，幾乎所有學問女性在他眼里都是“”。我們博士班的杜愛梅 (Amy Dooling)是個女權主義者，竟對夏先生稱她“”提出過小小的，不外夏先生仍是照樣無邪地我們“小”的桂冠。

　　他和租的是哥大的公寓，房子里除了書，仍是書，每間房子都堆得滿滿的，連走廊里也擺滿了書，完全沒有雜物和俗物。走進他的書屋，就像走進人文專業藏書樓，他的終身就糊口在冊本的環抱之中。讀書，講書，著書，就是他人生的全數。九十三年人生，一以貫之的即是書。在書屋里談說學界的各種趣事時，他老是笑聲清脆，口無遮攔，讓我們大師都跟著大笑不已。王洞在旁邊老是忙著替他打圓場，可是他卻不承情，愈說愈走調。

　　2力戒“大而無當”

　　勸年輕學者不要被理論搞得暈頭轉向

　　夏先生由于有高血壓，每天都到哥大附近的街道散步，我和同窗們經常看到他。我的公寓和他的公寓只隔了街，我的同窗何素楠（Ann Huss）和陳綾琪跟他住在一條街上，我們三小我常常去他的公寓就教。

　　夏先生每次見到我，就會扣問我在哥大的學業進展，還讓我和聊天。每次相見，他總要告訴我該當留意哪些研究課題，在英文寫作上要若何提高。有一次，我跟他說，我要加入哥大的一個研究生組織的國際性研討會議，需要在會議上頒發論文，心里很嚴重，由于那是我第一次用英文公開。夏先生聽了就問什么時候，說他必然要到會上去給我“捧場”。果真，那天，他準時到了，還危坐在第一排，認當真真地從頭聽到尾，并提了幾個問題讓我就地回覆。竣事后，他還特意告訴我父親（那時在科羅拉多大學），說“劍梅英文沒問題了”。那之后他確實對我充滿決心，感覺當前找工作也不必替我擔憂了。

　　到哥大三年后，我成功完成了必修課程和選修課程的要求，并通過了博士資歷測驗，起頭進入寫作博士論文階段。我最先選擇的標題問題是“話語與頹喪話語的對話”，并使用了一些剛學到的時髦理論，寫了一個論文的綱領，就興致勃勃地拿去給夏先生看。可是他翻閱了一下，就很是不客套地給我四個字的評價：“大而無當”。他得很爽快，不留人情。

　　被他澆了冷水之后，我才大白本人的選題外延過于寬泛，很難把握，該當改變寫法，于是就改用“深挖一口井”的方式，以小見大。我在王德威教員的指點下，把標題問題定成“與情愛”，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的“加愛情”的公式寫作及其在文學史上的主題演變來對待中國現代作家心里的，強調他們在現代和保守，集體和，抱負和現實之間的掙扎與彷徨。

　　夏志清先生承認我的新標題問題，還讓我參考他的兄長夏濟安先生的《的閘門》，這本書對我影響很大，由于他了右翼作家的雙重性和充滿人道的一面，讓我大開眼界。博士論文寫出初稿后，夏先生細心地讀了好幾章，從大的標的目的賜與我良多激勵和批改，不外我要多做本文的細讀，不要被理論搞得暈頭轉向。

　　3“當然無意成為、經濟、社會學研究的附庸”

　　文學史家的首要使命是挖掘、批評佳構

　　夏志清先生本人的學術研究遭到李維斯 (F. R. Leavis) 的理論和新學派的影響，很注重文學本身的審美價值，認為文學史家的首要使命是挖掘出優良的文學作品。他對張愛玲、錢鐘書、沈從文、張天翼的高度評價，對《紅樓夢》等古典文學名著的闡發，都是站在文學審美的立場，調查作品的現實表示，否決把文學簡單視為反映時代的東西，而是重視作品中傳達出的作者的思惟、聰慧、寫作氣概和言語。

　　正如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序言中所寫的：“本書當然無意成為、經濟、社會學研究的附庸。文學史家的首要使命是挖掘、批評佳構。若是他僅視文學為一個時代文化、的反映，他其實已放棄了對文學及其它范疇的學者的權利。”

　　我讀哥大時，恰是解構主義、后殖義理論流行期間，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會兒成了諸位漢學家的對象。好比，周蕾傳授《婦女與現代性》一書中對夏先生以文學典范為尺度來評價中國文學提出質疑。然而，我認為夏先生是從世界文學的大視野（即普世視野）來評價中國文學的，這種視野超越國界（包羅中國作家把“感時憂國”的民族情結固化），把中國文學納入到世界文學的全體框架中來思慮判斷，注重的是文學賦性與文學自性。

　　1998年我正式從哥大結業，并從州立大學轉到馬里蘭大學任教，沒有辦在紐約時那么屢次去參見夏先生和夏了，不外仍是常常跟他們通德律風。幾乎每年過節時我都不忘寄拜年卡和寫信給他們，而每次夏先生也城市當真地給我和我父親回信，每封信都很熱情。

　　我的英文作品《與情愛：文學史·主題反復·女性身體》出書后，他興奮地給我打德律風，恭喜我新書出書。不外，他對我的作品最喜好的仍是三聯2006年出書的《狂歡的》，并為此特意給我寫了一封信，說我可以或許如斯關心女性和東方女性的藝術創作，實為罕見，這一范疇他以前關心得不敷，所以他很賞識我可以或許填補這一空白，認為這一“補缺”意義很是。

　　我曉得，他之所以出格喜好我的《狂歡的》，是由于在那本書中我利用的是散文的筆法，而不是用學院派的概念表述，真正以女性的角度去理解女性作家的作品，逼真地感觸感染她們的才調以及她們心里的焦炙與掙扎。這種文學化的立場，恰是夏先生最但愿在他的學生們身上可以或許看到的。

　　4“不要光讀文論和文化冊本”

　　主意文學研究要前往古典、前往文本感觸感染詩意細節

　　二十年過去了。今天再想想在哥大讀書的歲月，感覺夏先生給本人最底子的是多讀和中國的文學典范。他老是對我說，不要光讀文論和文化冊本，而要本人去好好細讀文學文本和中國文學文本，要本人去感觸感染文本中的美（詩意細節），本人去感觸感染文學的真理，本人要有勇氣做出分歧于他人的判斷，不要趕時髦，不要。

　　他說他本人讀書期間讀了良多新的理論書，雖然很有收成，但并不滿足于此，而是與此同時去細讀他們著作中談到的世界名著。所以他對海明威、福克納、葉芝、喬伊斯、艾略特等的作品都洞若觀火，常常會給我們娓娓道來，并和我們互換對這些名著和中國名著的見地。

　　他對我的這些具體的指點，有悖于其時正在風行的女性主義、解構主義、后殖義等。那時哥大東亞系的學生紛紛去選修寫《東方主義》的薩伊德（Edward Said）的課，或是女性主義權勢巨子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的課，而我們選修的英文系和比力文學的課程，根基上也都在大談文化理論，完全不注重文學文本，即便做了一些文本細讀，也只是熱衷于“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熏陶下的文學系學生不免要“本末”，為理論而理論。好在我在哥大讀博士期間，有夏志清先生和王德威教員對文學保守的，所以我很早就“前往古典”，前往文學。不只前往的文學典范，并且前往了中國的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現代文學，不斷守望文學的家園，沒有遺忘本人作為文學研究者的職責。

　　“怎樣會跑到機械世界那里去了？”

　　從來沒買過房子車子，終身租住哥大公寓

　　我在美國馬里蘭大學教了十四年的中國現現代文學，每個學期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都被我列為中國現代文學課的必讀書目之一。對于中國文學比力目生的美國粹子，這本書很快就能夠讓他們入門，也很快就能夠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幾位主要作家博得根基的領會。通過夏先生的講述，再去細讀列位作家的代表作，絕對是一種“便利之門”。夏先生的這本名著真是的簡明又艱深的教科書。無論哪個理論潮水領先，他的這本書都是一個“隨波逐流”，一個文學研究者的必經之。

　　夏先生的終身，是糊口極其儉樸而卻極其豐碩的終身。他從來都沒有買過房子，也從來沒有買過車子，一輩子都和住在租用的哥大的公寓里，過著儉樸的糊口。在物質橫流的世界里，如許的崇高文人已不多見。

　　記得博士結業的那一年，我和先生黃剛高歡快興地開著新買的車子去跟夏先生和夏吃飯，沒想到夏先生不認為然地說，要那車子干啥？紐約不是很便利嗎？能夠坐地鐵，也能夠坐出租車，你們買車，反而給本人添加承擔。他的這一席話給我們印象極深。

　　還有一次，我父母和妹妹來紐約看我，我們一路去探望夏先生和。他看到比我小十歲的妹妹劉蓮，很是喜好，就問父親她是學什么的，父親說妹妹是學電腦的，在IBM當電腦工程師。夏先生一聽就焦急，便對我父親說，你犯錯誤了，讓劉蓮選錯了專業。他仍是那樣無邪，那樣婉言：“我們搞文學這一行多幸福多風趣、多成心思啊！怎樣會跑到機械世界那里去了！”

　　夏先生終身真愛文學，真愛人文，真為本人的人生選擇而驕傲。他從不為物質世界所動，從不為富貴所動，永久活在純粹的世界里，活在純粹的文學世界中。

　　劉劍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