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潤洋是我國知名的音樂學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專業音樂教育家。從1960年任教于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以來,他不但在音樂史學和音樂美學領域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學術研究成果,還積極投身于專業音樂人才的培養及專業音樂教育體制改革的實踐,為我國專業音樂教育做出了重要貢獻。文章旨在討論于潤洋關于專業音樂教育在宏觀上提出的幾個問題,這些問題是基礎性的,也是決定專業音樂教育最終能否真正成功的關鍵。作者在此將其總結為三個主要問題:品德信念問題;文化素養問題;學風精神問題。
關鍵詞:于潤洋;專業音樂教育;品德信念;文化素養;學風精神
自1922年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成立至今,現代中國的專業音樂教育已走過近一個世紀的歷程。新中國成立后,專業音樂教育的培養目標逐漸成為“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為社會服務的高素質、高層次的音樂專門人才”[1]。這一培養目標是專業音樂教育的出發點,它決定著專業音樂教育應當確立何種教育任務、選擇何種教學內容、建立何種教學體制、采取何種教學方法和管理形式等。培養目標對專業音樂教育全過程及其各個方面的工作都具有統帥意義。對于專業音樂教育的培養目標問題,于潤洋在20多年前就有過思索。他曾在《對高等專業音樂教育問題的思考》一文中發問:“怎樣才能保證一所學院能培養出真正合格的、適應中國社會主義音樂事業未來發展需要的各類音樂人才?”[2]可見,于潤洋的專業音樂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培養音樂人才”而不是“培養音樂家”,立足點是培養“人”而不是培養“大師、專家”。因此,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人”,如何才能成為一個有價值的“音樂人才”,如何能為社會培養出真正合格的“各類音樂人才”,這是值得我們仔細思考、探究的問題。
一、人品修養為根基——品德信念問題
于潤洋始終秉持“思想品德是做人、做學問的基礎”這一觀點。他認為“要成為一個真正的音樂家,還必須具備一種最重要的品質。他首先應該是一個有思想、有抱負、有豐富的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對自己的國家、民族、人民懷有深厚情感和責任感的人”[3]。于潤洋自己的求學經歷深刻印證了這一點:他懷有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以學術事業為重,無畏前進道路上的困難,毅然接受了去波蘭研習音樂學——這個在中國大地上未曾開花的學科的任務,并奉獻出了自己一生的赤忱。這種使命感和責任感說到底,是一種對祖國、對民族的歸屬和熱愛之情。于潤洋說:“這是藝術的靈魂,是一切作者簡介:李睿,中央音樂學院2019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專業音樂教育學。真正的音樂藝術家所必須具備的東西。沒有它,音樂的創作和演奏活動就只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4]音樂是情感的藝術,也是傳承的藝術,既要從豐富的情感體驗中汲取音樂創作與表演的靈感,也要時刻銘記:民族性和傳統精髓永遠是中國音樂發展與創新的后備力量。讓我們把目光回望,去追溯一下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新潮音樂”創作。這批探索新潮音樂的作曲家們追尋的并不僅僅是外在音樂形態上的新穎怪誕,而是以此為外殼,在情感內涵上努力深挖民族精神。他們力求以西方現代作曲技法展現新時期的音樂風格,但仍然追尋民族民間音樂的傳統內核,創作出能夠代表中華民族內在精神、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音樂。在這種創新意識與“尋根意識”的雙重驅動下,這些作曲家們在創作中很少直接采用民間音樂現成的原料,而是從中挖掘其“韻味”進行再創造。這種再創造實際上符合當代音樂審美價值,具有時代性和進步性,是對民族精神在較高審美層次上的探索與追求。試想,這些新潮音樂的“探險者們”若不是懷有一顆對祖國和人民深深熱愛的赤子之心,又如何能創作出這些嶄新的樂章呢?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在這種蓬勃向上的形勢下,新時代的年輕人卻大多缺少憂患意識和對待家庭、社會的責任感。誠然,烽火硝煙的革命年代和力爭上游的建設年代已成為歷史,但我們也不能忘記,“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新時代的音樂學子們仍然肩負著將我國的音樂事業推向新的高峰、以此迎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在當今時代,追求物質財富和個人利益的社會風氣愈發濃厚,能夠苦心鉆研音樂學問、踏實從事音樂事業的學生并不多。因此,對學生人格的塑造、三觀的樹立已然成為重中之重的教育任務。于潤洋曾這樣形容自己所從事的音樂學事業:“這里永遠不會有什么令人矚目的社會效應,更不會有任何經濟效益,也命中注定不會有多少人去真正關注它,但這一切都不能阻止我去追求它。每當做了一點什么,在苦澀和寂寞中我感到一種內心的充實和慰藉,這也許是其他任何東西都無法給予我的。”[5]這種淡泊名利的心境是通往音樂高峰的持久而穩定的動力源泉,也是專業音樂教育過程中教師傳道授業需始終秉持的精神境界。
二、人文知識為后盾——文化素養問題
一般情況下,專業學習音樂的學生在文化素養方面相對薄弱。對于這些學生,專業音樂教育應當如何引導呢?于潤洋曾說:“通過教學體制的改革來逐步改變這種局面。具體做法是通過學年學分制的建立,在數量和質量上加強選修課程的建設,以此來達到擴大學生的知識面,開闊知識視野,逐步改變和豐富學生的知識結構的目的。”[6]1986年2月至5月,于潤洋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等校做了考察,并于次年撰寫了《美國專業音樂教育考察報告》。他在報告中總結道:“如何組織和鼓勵教師們在科學研究基礎上開設出越來越多的選修課,使學生的知識在寬度和深度上不斷擴大和加深,激發學生的求知興趣和欲望,提高其音樂文化素質,這是我國專業音樂教育的一個薄弱環節。”[7]1985年3月,時任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的于潤洋帶領教師隊伍草擬出《教學管理體制改革設想(討論稿)》,并于6月經過修改后制定出《中央音樂學院關于實施學年學分制的規定》:學年學分制將全部課程分為三大類:一般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8]。這樣在合理的課程結構下,學生能夠靈活而又較全面地學習各種課程,改善了以往片面單薄的知識結構。同時,專業音樂教育的任務之一還在于敦促學生主動擴展自己的知識面。如果教育者不能開啟學生主動求知的欲望,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必須具備廣博的知識儲備,那么,學校無論開設多么系統全面的課程,也只能“治標不治本”,收效甚微。于潤洋曾經在闡發自己對音樂學學科的思考時說:“擴大音樂學學科的視野,使音樂學學科從其他相關的人文學科那里吸取滋養,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果我們的眼光只囿于學科內部,那么在音樂學領域實現真正的創新和突破,恐怕是相當困難的。因此,一個音樂學家在學術上應該放開自己的眼光,拓寬自己的視野,時刻關注人文學科的相關領域,以及各子學科中心的成果和信息。”[9]在他看來,音樂學專業的學生不但需要有深厚的文化素養,還要懷有對其他人文學科好奇求知的強烈欲望。在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知識體系幾乎日新月異,時刻有新的研究成果和學術問題涌現。音樂學理論研究不是個能夠“吃老本”的專業,它需要學生及時主動地更新自己的知識儲備。音樂理論研究如此,音樂演奏專業也不例外。于潤洋曾說:“一部比較嚴肅、深刻的音樂作品,在我們的聽覺感知能夠直接把握的音樂本體后面,總是潛藏著某種精神內涵。(深入到這個層面)對音樂家來說卻是絕對必須的。對于這種精神內涵,我認為只有從社會、歷史的角度進行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它的本質。”[10]而沒有扎實的人文知識的演奏者又如何能準確表現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流派的音樂風格和藝術精神呢?這個問題衍生出的另一個問題是:現行的專業音樂教育的課程設置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整體系統性和相互協調的關聯性,課程之間比較孤立。例如,音樂演奏專業通常會開設中西音樂史課、作品分析課、音樂欣賞課等,而在學習了相關課程后,學生雖然對這幾門課程有了基本的認知,卻很難將其整合起來,以提高自己對音樂作品的理解、分析和詮釋的能力。于潤洋在赴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TheJulliardSchool)考察后曾寫道:“在具體課程設置上,茱莉亞音樂學院開設的音樂文獻與材料課,它以各歷史時期不同風格的活的音樂為主線,提示音樂文獻同它所使用的材料的相互關系。通過不同風格音樂所采用的旋律、和聲、對位、配器、結構的對比,形成一個概觀,從而提高學生對實際音樂作品的認識能力、分析能力。”[11]這種實用型的課程改革在今天依然值得我們反思與借鑒。
三、踏實作風為支柱——學風精神問題
學風問題在現階段顯得尤為重要。什么是良好學風的標準呢?中國社科院曾提出:“嚴謹而不保守,活躍而不輕浮,銳意創新而不嘩眾取寵,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12]“嚴謹而不保守”在于潤洋的教學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首先,他提出在指導學生的論文時有三條標準,第一條便體現出“嚴謹”的要求:“扎實:引證的材料、文獻要確切、可靠,不能望文生義、粗枝大葉;論點要有根有據,不能一知半解便輕率地下結論,要經得起反問。”[13]此外,他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著力培養他們養成隨時整理學習資料和學術筆記的習慣。他的學生宋瑾曾回憶道:“導師要求寫出文字,不能空口說白話。這種做法在撰寫學位論文的時候就體現出了它的價值——許多資料工作記錄在案,可以直接用到論文里。”[14]同時,他也力求“不保守”。學生葉松榮寫道:“先生對學生是既嚴格又寬容,既要求嚴格遵循規范的學術研究理路,又保持充分的個性特征,不制約學生的思維,又總是在關鍵節點予以提點。”[15]正是這種“嚴謹而不保守”的扎實作風,讓學生們得以在正確的學術軌道上既遵守規矩而又自由輕快地大步前行。“活躍而不輕浮”則與于潤洋提出的指導論文的第三條原則相呼應:“老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在學術上對待自己和對待別人都應實事求是,不能文過飾非。”[16]在學術研究之路上,耐心、誠懇、勤奮而不浮躁方能披荊斬棘,走向成功。“銳意創新而不嘩眾取寵”對應于潤洋提出的第二條原則:“樸實:提倡樸實無華,反對浮躁、夸夸其談;使用新概念、新術語、建構新觀念要慎重,學術問題上不能趕時髦;文字要清晰易懂,杜絕故弄玄虛的晦澀的表述。”[17]于潤洋曾在給學生韓鍾恩的一封郵件中叮囑他“改進學風。使用新概念、新術語、新詞匯時要慎重,力避隨意性。在這方面不要刻意追求新穎,文章真正的創新并不在這里,而在內涵。表述方式上力求深入淺出,在這方面少些標新立異為好”[18]。此外,對于“創新”,于潤洋也有自己的憂思和囑托:“如果不擴大自身的學術視野,忽視甚至放棄在不同學科的邊緣和交叉點上尋找學術的生長點,那么在我看來,真正意義上的創新恐怕是很難實現的,學術上沒有任何省事的捷徑可走。”[19]在他看來,一切的“創新”都要有所根據,都是扎根在充分而豐富的知識儲備之上的一種穩妥而又充滿活力的創新。學術上容不得“空中樓閣”,腳踏實地,方能健步如飛。“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這幾乎可以算作一切偉大的學者、科學家的一個共識和特質。追求真理即意味著不畏艱險、鍥而不舍地勤奮進取,不追逐名利又意味著心境恬淡自足、怡然心會。二者合而為一,便成為了實現學術理想、攀登知識高峰的絕佳助推器。對此,于潤洋曾總結道:“一個人一生總要有一種追求,而且應該以一種執著的心態去追求,我把音樂學作為我一生追求的目標。研究音樂學是個苦差事,沒有一種寧靜的心態,沒有一種甘心坐冷板凳的精神,沒有一種甘于寂寞的心境,也許是很難真正有所成就的。熱愛自己的事業,這是一股巨大的動力。”[20]這種為國家、為學術奉獻所有而無怨無悔的使命感,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切非凡成就的根本原因。關于學風的建設,于潤洋還認為,教師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應當為人師表、率馬以驥。他曾說:“幫助學生養成一種好的學風,這應該是導師的一項不可推卸的責任。”[21]“更為重要的是身教。作為一名教師、一位學者,他的治學態度、思想品德、精神境界、行為實踐,一句話,他整個的人,在學生的心目中應該能留下一點不易磨滅的印記,這也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教書育人吧!”[22]學生王次炤說:“是于老師嚴謹的治學方法和開闊的學術視野,促使我毅然做出了跟隨于老師學習西方音樂史專業的選擇。”[23]學生葉松榮也曾表示:“正是先生的教誨,使得學生深刻認識到學術研究中應力求避免偏見和武斷,充分認識到學位論文寫作應該力求達到:在廣博的基礎上求深刻、在學科交融的基礎上求特色、在特色的基礎上求創新。”[24]于潤洋治學從教幾十年,自始至終用心影響著學生,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人才,他們大部分成為了中國音樂學學科建設的中流砥柱。
結語
今天我們已經迎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同志在2018年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要在堅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要在厚植愛國主義情懷上下功夫;要在加強品德修養上下功夫;要在增長知識見識上下功夫;要在培養奮斗精神上下功夫;要在增強綜合素質上下功夫。”[25]在新時代,專業音樂教育需要從這六個方面努力,這六個方面又恰巧與于潤洋曾經提出的專業音樂教育理念不謀而合。他曾經闡述過高等專業音樂教育的“五大關系”問題:“做音樂家與做人的關系”“一般文化、音樂文化素質與專業主科的關系”“基本功訓練與發揮創造性的關系”“民族音樂文化素養與學習西方音樂文化的關系”“教學與科研的關系”[26]。對于“堅定理想信念”“厚植愛國主義情懷”與“加強品德修養”的問題,于潤洋曾呼吁:“我們的學院培養出來的未來音樂家,無疑應該適應我國社會主義音樂事業的需要。”“我們的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就應該努力去樹立振興中華民族音樂文化,用自己的音樂才能報效社會主義祖國,為千百萬中國人民去服務的崇高理想。”“能不能始終堅持把思想品德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上,是關系到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的大問題。”[27]而對于“增長知識見識”“培養奮斗精神”與“增強綜合素質”的問題,于潤洋也曾總結道:“我們培養的目標不是片面追求技藝的單一發展的人才,而是既具有堅實的技藝根基,又具有較寬厚的音樂素養、有更大后勁的更全面的人才。”[28]于潤洋的這些理念在今天依然散發著歷久彌新的價值光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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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新華社.習近平出席全國教育大會并發表重要講話[EB/OL].新華網.
作者:李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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