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耦合度模型分析1988－2017年呼和浩特市的城市化水平與生態環境耦合發展的規律。建立相應的指標體系，運用耦合協調發展模型，結合相關檢驗對二者的關系進行分析，探究其規律。研究發現:(1)2000年以前呼和浩特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發展基本上屬于低水平的耦合發展，2000年以后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處于拮抗耦合末期以及磨合耦合前期。(2)近30年來呼和浩特市城市化水平處于穩定上升期，其中，1995年以前城市化水平發展較慢，1995年以后城市化發展水平較快，主要以人口、社會經濟非農化的演進為特征;生態環境也處于波動期，2000年前起伏程度大，以后整體上處于穩定上升階段。(3)整體上，呼和浩特市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之間是相互影響共同發展的。

　　關鍵詞:城市化;生態環境;計量分析;呼和浩特市

　　城市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主要包括人口的增長、空間的擴張、經濟的發展等方面［1］。城市化的發展能更好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但是環境問題一直都是城市化過程中遇到的首要問題。國外學者很早就對該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環境經濟學家Grossman［4］等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對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相關數據進行實證研究認為: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城市的生態環境質量的演變呈現出倒“U”型趨勢;Ｒork［5］等在對ImPACT和IPAT模型引進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能夠被分解的雙對數模型。國內城市化進程較晚，當然，很多學者也對該問題進行了研究，主要強調的是城市化產生的負面影響［6－8］。如吳玉萍［9］對北京城市經濟發展和“工業三廢”排放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方創琳［10］對西北干旱地區的水資源制約下的城市化過程及生態環境效應進行了分析;王長建［11］、劉耀斌［12］分別對新疆和江西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動態計量分析。盡管研究成果頗多，但是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問題伴隨著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所以有必要對不同地區、不同時間段的城鎮化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特別是對城鎮化與生態關系要進行耦合分析。本文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對呼和浩特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進行耦合分析，并結合相應的計量關系對二者關系進行研究，闡釋二者之間相互作用的機制。

　　1研究區概況

　　呼和浩特市位于內蒙古自治區中部，東經110°46'—112°10'，北緯40°51'—41°8'之間，是自治區的首府。該地南鄰大青山，北至黃河。全市總面積達17224km2，地勢由東北向西南逐漸傾斜，屬于典型的蒙古高原大陸性氣候，四季氣候變化明顯，年較差、日較差都很大。

　　2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數據來源本文所涉及的數據主要來自于《呼和浩特市環境公報》《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公報》《呼和浩特市統計年鑒》(1988—2017)、《呼和浩特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部分數據來源于政府相關網站。2．2指標構建由于單個指標無法反映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所以本文對城市化分析時主要從人口、空間、社會、經濟城市化四個方面構建城市化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從生態環境壓力、生態環境狀態以及生態響應模型三個大的層次構建生態環境指標體系(如表2所示)。2．3研究方法2．3．1熵技術下的AHP分析法熵計算是指對不確定性的一種度量計算。本文運用熵支持下的層次分析法來確定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中各項指標體系權重。首先，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由于各項指標的數量級、量綱均有一定的差異，所以，對原始數據做了標準化處理，然后計算其權重(如表3、表4所示)。2．3．2指標體系的評價采用ADF和協整檢驗對所選取的指標進行評價，驗證該指標體系的穩定性，并給模型的階數和相應參數作出一種最佳的估計［13－15］。ADF檢驗模型如下:協整檢驗指的是對不同時間序列間且長期是否處于均衡關系的指標進行檢驗。由于本文選取的是近30年的數據，所以必須進行長期均衡關系的檢驗。本文采用的是Jo-hansen檢驗法。2．3．3構建耦合模型依據各個指標的權重以及標準化結果，分別計算出城市化綜合水平的值和生態環境綜合水平的值g(x)，然后建立二者之間的耦合模型(見式2)。根據前人的研究可知，C的數值越大表明生態環境與城市化彼此間耦合性越強，相互作用越緊密，分為低水平耦合(0—0．3)、拮抗耦合(0．3—0．5)、磨合耦合(0．5—0．8)、高水平耦合(0．8—1．0)四個耦合水平。。

　　3結果分析

　　3．1主成分信息提取為了體現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之間的耦合關系，選取了城市化的15個指標以及生態環境的8個指標運用熵技術支持下的層次分析法分別測算了各個指標的權重，針對每個指標的實際表示的情況對各個指標進行劃分并進行對應指標子系統層的權重計算(如表5所示)。通過計算表明，呼和浩特市的城市化進程以社會城市化和經濟城市化的演進為主，其權重分別是0．3120和0．2951，占整個城市化進程的五分之三;其次是空間城市化，比重為0．2128，最后是人口城市化，比重為0．1802。生態環境占比最大的是生態環境壓力指數，占比0．7068，生態環境狀態指數次之，占比0．2394，生態響應指數占比最小，為0．0538。由此可以說明生態壓力對城市生態環境的影響力最大，也就是說人均能源消費總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是造成生態環境惡化的最主要因素。反映出社會城市化在呼和浩特市城市化進程中占據主導地位，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呼和浩特市的城市化發展;同時，經濟的城市化也帶動了城市的發展，相對而言人口城市化和空間城市化對呼和浩特市整體的城市化進程影響相對較弱。3．2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指標體系評價城市化中共選取15個指標，分為四個部分，分別表示為人口城市化(A1)、經濟城市化(A2)、空間城市化(A3)、社會城市化(A4)，統稱為城市化綜合水平指數(U);生態環境包括生態環境壓力(P)、生態環境狀態(S)、生態環境響應(K)，統稱為生態環境質量指數(E)。進行指標體系評價時，分別對城U、E、P、S、K的時序數據進行ADF檢驗(如表6所示)。由于水平變量的檢驗值都大于5%的臨界值均為非平穩序列，故對各變量進行一階差分檢驗。檢驗一階差分后各指標都為平穩序列，即滿足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在此基礎之上，進行協整檢驗。協整檢驗一般反映的是不同時間序列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16－18］，本文采用的是Johansen檢驗法(如表7所示)。3．3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分析從圖1中可以看出，呼和浩特市的城市化水平整體呈現出穩定上升趨勢。2005年之前，上升趨勢呈現緩慢狀態，2005年之后上升趨勢明顯加快;而生態環境整體上變化波動較大，大致分為一個起伏階段和兩個整體上升階段，即1988—1995屬于小階段的上升趨勢，2001—2017年整體上呈現出“爬坡式”的上升趨勢，1996—2000年呈現出波動起伏。總體來看，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上升，呼和浩特市城市的生態環境整體上也呈現出小幅度波動和穩定增長的趨勢。另外，圖1中的實線部分屬于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之間的耦合模型，可以看出呼和浩特市城市化和生態環境之間的耦合度整體上保持相對的穩定狀態。但是，1988—1990年間耦合度明顯上升，1991—2000年期間，耦合度處于跌宕起伏階段，且耦合指數小于0．3，也可以說該時期屬于低水平高波動的耦合階段;2000年后耦合度明顯上升，耦合度指數整體上徘徊在0．5左右，由此可以說明該時期耦合度在拮抗耦合和磨合耦合之間過渡。那么，相應的分類標準，呼和浩特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系統在1988—2000年之間是低水平耦合，2000—2017年處于拮抗耦合階段末期以及磨合耦合初期。耦合度的背后反映的現實意義是，呼和浩特市在城市化進程中雖然在不斷地對生態環境進行整治，加快推進產業優化發展，促使傳統產業優化升級以及合理布局，但是短時期內仍然面臨傳統產業轉型慢、科技水平低、人才市場薄弱以及自然原因引起的草原和植被退化，使得短時間內生態環境改善不明顯。呼和浩特市作為自治區首府是中蒙俄經濟走廊的重要通道、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城市，是自治區重點發展的城市。近年來，城市化速度整體變快，使得呼和浩特市的生態環境承載力難以合理有效地修復城市化發展所帶來的問題，所以該市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度近年來一直處于拮抗耦合階段向磨合耦合階段過渡4結論與建議以上對呼和浩特市近30年來城市化、生態環境以及二者之間的耦合關系進行了研究分析。通過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1)對指標體系的相關檢驗表明，在呼和浩特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互動耦合關系中，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之間的作用是相互的，二者相互影響。(2)從1988—2017年呼和浩特市城市化水平來看，整體上處于均衡增長的趨勢，其生態環境也處于波動的上升趨勢，不同的是生態環境在1990—2000年期間水平波動程度大。其中原因可能是因為政策引起的，20世紀90年代國家趨向于發展重工業帶動經濟增長。因此，該時期呼和浩特市生態環境綜合指數變化較大。(3)從城市化和生態環境的耦合度來看，30年來呼和浩特市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水平相對較低，2000年前耦合度變化較大，且大多年份處于0．3左右，屬于低水平耦合;2000年后耦合度有所上升，處于拮抗耦合階段向磨合耦合的過度階段，整體耦合程度比較平穩。綜上所述，呼和浩特市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水平整體上都處在不斷提升的狀態，但是耦合水平較低，生態環境波動大。所以呼和浩特市在今后城市發展過程中，應進一步強化環保政策，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實施人才引進戰略，努力提高技術水平，將生態環境質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走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實現經濟、生態、環境效益的有機統一。

　　作者：張曉燕 韓佳霖 劉思琴 單位：內蒙古師范大學 地理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