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四川宏光實業有限公司為例，對中國現行的制度安排進行了分析，對會計信息失真，尤其是非法會計欺詐進行了分析，接下來小編簡單介紹一篇優秀會計審計論文。

　　一、引言為尋求提高會計信息質量，我國政府有關管理部門先后制訂并發布了數十項相關的法規與制度，如《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國務院)、《企業會計準則》、《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會計基礎工作規范》(以上為財政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披露細則》(中國證監會)等。1999年10月31日，第二次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正式發布，并要求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新《會計法》的修訂、頒布與實行，被認為是旨在改善我國會計信息質量、杜絕虛假會計信息。與之相適應，財政部又于2000年12月發布了《企業會計制度》。所有這些努力，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提高我國的會計信息質量。

　　但是，會計信息具有經濟后果，已為理論界從多個角度進行驗證。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必將改變原有市場上各利益團體的利益安排。顯然，那些利益受損的團體將不會為追求高質量的會計信息而自愿放棄既得利益。換言之，僅僅依靠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本身，應當不會顯著地改變會計信息質量。

　　如果將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下助人和主體一般性地界定為“逐利的理性經濟人”，那么，他(們)的行為模式主要取決于該項行為所可能產生的經濟后果。而某項行為的經濟后果又在相當程度上受當時的制度安排所決定。“制度可以定義為社會中個人所遵循的行為規則”。換言之，是某一時期社會的制度安排，決定了人們的行為方式。將這一基本推論用于會計信息的提供行為與會計信息質量的分析中，可以認為，提供會計信息的行為與當時社會的制度不可分離。如果一定時期的制度安排鼓勵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并對實施這種行為的主體給予獎勵，則市場上普遍提供的會計信息，其質量應當能令人滿意;反之，如果市場不獎勵、甚至懲罰提供高質量會計信息的主體，那些提供虛假會計信息的主體又能獲得不菲的收益，則市場上普遍流行的會計信息，虛假成份必定居多。

　　本文將依照這一邏輯展開。其中，第二部分主要討論制度安排對會計信息提供的影響及相關的市場激勵或懲罰，以期構建一個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簡要描述紅光實業案例，為下文的分析與討論，提供基礎;第四部分是本文討論的重心，將以第二部分所形成的基本分析框架為工具，討論紅光實業案例中各行為主體的激勵與約束分布;最后是必要的討論與本文結論。

　　二、制度安排與個體行為：一個分析框架

　　什么是制度?經濟學界存在多種解釋。早期的制度經濟學家康芒斯將制度定義為“集體行動控制個人行動”，集體行動包括從元組織的習俗到有組織的機構以至國家，它們對個體行動的控制是通過利益誘導(用康芒斯的話：對個人有益)和禁例的方式進行的(康芒斯，中譯本，第二章)。換言之，制度可以決定(通過誘導或禁止)個人行為。舒爾茨(T.Schultz)認為，制度是行為規則，它們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行為。例如，它們包括管束結婚與離婚的規則、支配政治權力的配置與使用的憲法中所內含的規則，以及確立由市場資本主義或政府來分配資源與收入的規則(科斯等著，中譯本，1994，第253頁)。作為制度決定論者，諾斯對制度先后有過多次描述與界定，他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中將制度抽象為：“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或者，更規范地說，是人為設計的約束(vpmdytsomyd)，用于界定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當康芒斯說制度通過利益誘導或禁例的方式影響個體行為時，他已經說明制度對個體行為產生影響的方式：利益。如果將每個個體都視為有限理性的經濟人，那么，他們的行為準則——或者說他們決定采取或不采取某項行為的主要考慮——就是經濟上是否有效。人是社會人，他(們)的各種行為離不開相應的社會制度安排：他們能否獲取報酬，取決于社會制度對其行為是否認可;獲取報酬的高低，取決于社會制度對其行為認可度的高低;社會制度還通過懲罰手段限制或禁止某項行為;等等。換言之，社會制度通過鼓勵或懲罰某一行為，以誘導或禁止該項行為。比如，英國早期保護私有產權制度，使得那些從事各種發明創造以及工商企業的人，獲取了高額報酬，從而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最終，促使英國最先完成工業革命;我國1999年后的國有國營企業組織制度安排下，企業經營好壞與個人的報酬沒有直接關系，這使得企業經營業績普遍走低;我國20世紀80年代開始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就是通過嚴厲的懲罰措施逐步推行的。

　　閱讀期刊：審計研究

　　《審計研究》(雙月刊)創刊于1985年，全國經濟類核心期刊，以推動中國的審計理論與實務研究為己任，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百家爭鳴的方針和為審計事業發展服務的辦刊宗旨，在積極探索審計基礎理論的同時，大力倡導審計應用理論研究，密切關注審計實踐中的重點、難點、熱點問題，反映、介紹國內外審計理論與實務及相關學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及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