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有數次遷都歷史，每次遷都都是一部朝代更迭政治動蕩的史詩，本篇歷史學論文將我國古代遷都分為四個階段，并分析每個階段遷都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環境、耕地、政治、戰爭，如何拱衛都城，如何保護政治權利中心的安穩，如何發展經濟是都城的意義所在。

　　《史學史研究》(季刊)創刊于1961年，是由北京師范大學主辦的歷史學學術性刊物。《史學史研究》報道歷史理論、歷史教育、歷史文獻學、歷史編纂學等方面的最新動態及研究成果。《史學史研究》被北大1992版核心期刊、北大1996版核心期刊、北大2000版核心期刊、北大2004版核心期刊、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2008年版)收錄。

　　“首都”是一國的政治中心，乃至于是文化中心、經濟中心。一個國家“首都”的存亡變更，很大程度上標志著政權的更替。即便是和平年代的都城遷移，也會鬧得“民咨胥怨”(《尚書·商書·盤庚上第九》)，于是有了《盤庚》三篇、有了《二京賦》。

　　在中國歷史上，有多次遷都的記載，我們比較耳熟能詳的就有“盤庚遷殷”、“平王東遷”、“晉室南渡”、“安史之亂”、“泥馬渡康王”等等。“遷都”的歷史其實可以追溯到神話時代。不過這些神話，本來就有傳說失實的成分，且又多被后世加以附會，尤其是一些地名更是如此。所以不能非常真實的體現出那時候都城遷移的軌跡。而且，在中原考古發現中也沒有發掘出在殷商以前的都城遺址。綜上種種原因，關于神話時代的都城遷移，我們不加以考察說明。具體可以考知的都城遷移，已經是商朝中后期的事情了。

　　細究中國殷商以來的歷次遷都史跡，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可以把中國古代的“遷都”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北遷時代(殷商)：環境決定一切

　　根據史料和出土文獻，商朝的都城曾先后多次遷移：亳、囂、相、邢、庇、奄、殷。最后一次便是有名的“盤庚遷殷”了。今天，我們還可以在《尚書》中看見《盤庚》三篇，那是盤庚在遷殷前后對商朝民眾的講話稿。

　　商朝享國時間不可考，《竹書紀年》說是四百九十六年，《三統歷》說是六百二十九年，說法不一。在這幾百年里，商代七次就曾遷移都城，究竟是為什么呢?《尚書》中記載了盤庚的理由：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吁眾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臺?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蘗，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尚書·商書·盤庚上第九》)

　　主要原因，大概就是盤庚所說的“不常寧，不常厥邑”。用今天的眼光看，商朝頻繁遷移都城，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生態環境的惡化。作為當時最大族群之一的商部落，擁有大量人口，其所聚居的居住地，無論其采用何種耕作方式，就其所處的時代而言，幾十年之內必然會耗盡土地的肥力，導致糧食的產量持續下降;并且由于長期居住，日常所需的生活必需物資，諸如柴火、建筑材料、放牧等，對當地的植被破壞嚴重;同時人口增長，會導致原來居住地顯得日益窘迫……總之，在不超過一百年的時間里，受到環境惡化的影響，商民必須再次遷都。

　　從地圖上看商代的亳、囂、相、邢、庇、奄、殷七個都城，在東南西北四方方向上都有分布，似乎并沒有什么規律可言。但仔細尋味，就可以發現如下幾個規律：他們的都城皆是處于肥沃的河谷地帶;為了覓得更有肥力的土地，歷次遷都地點不會重合;伴隨著氣候的變化，他們遷都的總體方向是往北的。

　　(二)東遷時代(從殷商到漢末)：東方有樂土

　　自殷商時起，中國就開始受到來自西北方向的威脅。據《詩經》記載，周朝的先祖古公就曾受到來自西、北的威脅，而由豳而遷到岐山之下。《史記·卷四·周本紀》中記載了這次遷徙的原因和過程：

　　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

　　豳，大致在今天陜西省的旬邑縣;而遷移的目的地岐下，則是今天陜西省的岐山縣周原。在地圖上看，岐下(岐山)是在豳(旬邑)的西南方向。為什么《詩經》說是“率西水滸”呢?《毛詩正義》是這樣解釋的：

　　文王之先，久古之公曰亶父者，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毛詩正義·卷十六》)

　　毛詩中的這種說法爭議很大，各言各殊，在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六》“率西水滸”條有專門的辨析，可參見。總之，這次周人的遷徙，可以看做是一次“遷都”的預演。因為之后，周人在伐商的遷移還有數次，且都是明確的東遷：太公之少子“王季宅程”(《周書》)，程大約在今陜西咸陽縣，在岐下的東方，這是一次東遷;王季之子文王“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史記·卷四·周本紀》)，豐大約在今陜西長安縣，在程的東南方向，這是又一次東遷;文王之子“武王都鎬”(《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鎬也在今陜西長安縣內，而豐邑在豐水西，鎬京在豐水東，所以這一次依然是東遷。

　　在殷商末年，處于殷商西面的周人部落漸漸強大。而對于殷人來說，周人就是一個來自西方的威脅。《史記·周本紀》中說：“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西伯”的稱號是商王朝封給周文王的：

　　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格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史記·卷三·殷本紀》)

　　以前我們說過，在上古“伯”“爸”“霸”同音同意，所以“西伯”其實就是“西霸”，由此可見周人勢力的強大。由這一點，結合以后的史實來看《史記·周本紀》中的一段記載：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史記·卷四·周本紀》)

　　可見“崇侯虎”不但不是一個佞臣，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具有真知灼見的忠臣，太史公用的“譖”字來形容崇侯虎并不合適。

　　很快，末世的商王朝被來自西方的周王朝所取代。在得到天下不久，周公在現在的河南洛陽附近營造洛邑，作為周王朝的東都，洛邑的居民則是商朝遺民。當時西周的核心位置還是以鎬京東都為中心，王畿附近方約千里的地域。

　　雖然周曾是殷商的“西患”，但周最緊急的外患也是來自西方，特別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周都鎬京，接近戎狄，汧渭兩水中間更是西戎入侵的路線。西周前期國力鼎盛時，對戎狄作戰多有斬獲。中期以后，國力衰微，戎狄屢次寇周，懿王甚至被逼遷居犬丘(今陜西興平縣南)。宣王時候，戎狄入侵更加嚴重，戰爭互有勝敗，僅能依靠筑城防御阻止戎狄深入。周幽王時，申侯勾結犬戎攻周，殺幽王于驪山下，西周滅亡。時為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太子宜臼(即東周平王)憑借諸侯的援助，遷都洛邑，建立東周。這就是“平王東遷”，也是最有名的一次東遷。

　　西周孝王時，曾封給養馬人非子一小塊土地，地名秦，大約在今甘肅清水縣一帶，那時候尚處于戎狄之間。這就是秦朝的始祖。秦人與戎狄雜處，日日與之攻戰。自“秦仲伐西戎，為戎所殺”(《竹書紀年》)后，其子孫都專力攻戎，國勢漸漸強盛。在東西周之際，秦襄公先是救幽王有功;平王避戎東遷洛邑，秦襄公又派兵護送。平王無力驅除戎狄收復失地，遂將岐西之地封賜給秦襄公。在《史記》中是這樣說的：

　　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史記·卷五·秦本紀》)

　　襄公于是致力于收復周失地的大業，并最終在“伐戎而至岐”時死去。接過襄公大旗的是秦文公。文公不孚所望，大敗犬戎，從而據有關中地區，并決定在汧渭水交匯處建都：

　　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史記·卷五·秦本紀》)

　　到憲公時(公元前701年)，遷都平陽(今陜西寶雞市郿縣);德公時遷都于雍(今陜西鳳翔縣南)，實現了秦文公的向東遷都計劃。雍是一個重要的交通要道，對于秦的發展頗為有利。此后秦向西滅邦、冀戎、小虢等地，擁有西周王朝京畿內的八百里秦川。此次“東遷”，為秦的稱霸西戎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史記》稱贊道：“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狄，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后世開業，甚光美。”

　　進入戰國之后，征伐日起。各國為了在爭霸中取勝，紛紛招徠人才、修整武備，為了富國強兵而采取各種各樣的“變法”更是題中應有之義。在秦國，就有我們最熟悉的“商鞅變法”。為了爭取中原，圖謀向東發展勢力，在公元前350年商鞅第二次變法時，有“筑冀闕宮廷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史記·商君列傳》)一條。其實在遷都咸陽(今陜西省咸陽市附近)以前，秦國的都城已經在獻公二年東遷棟陽(今陜西省臨潼縣武屯鎮)，秦于此立都共三十四年(公元前383～350年)，至孝公十二年遷咸陽。從雍東遷到咸陽，表明秦國的戰略方向從西戎徹底轉向了中原爭霸。終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最偉大的君主始皇帝實現了祖先的夢想，統一六國，兼并天下。

　　秦朝像一個耀眼的流星，輝煌而短命。之后就是烜赫的漢帝國。西漢的都城選在咸陽邊上不遠處，稱為“長安”。在西漢剛建國的時候，劉邦曾打算建都洛陽，婁敬則勸其選擇長安。他說：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斗，不扌益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

　　婁敬這段話講得很透徹，充分分析關中的地理條件的優勢，把經濟、軍事、政治幾個方面都考慮到了。但劉邦征求群臣的意見，“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所謂‘周’，指東周都城洛陽)。”劉邦疑而不能決，直到張良也說應建都長安，他才下了決心，“即日車駕西都關中”(以上均《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為了感謝婁敬在定都這件事上的功勞，特賜婁敬姓“劉”。司馬遷在《史記》很生動地記述了這件事，認為婁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評價是很高的。所謂“建萬世之安”，當然是夸大之辭。即便是“長安”這個名字也不能保佑這個王朝長久的安寧下去。兩百年后，在一場“禪讓”的鬧劇中，國號被改稱為“新”。

　　但“新”沒有新鮮多久，又繼續“卯金修德為天子”。但在戰爭中，各路人馬出入長安城，城內建筑多有損毀。其中，又以赤眉軍的破壞最有毀滅性：

　　明年夏，赤眉樊崇等眾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饑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為虛，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唯霸陵、杜陵完。(《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

　　其實，每次起義、革命爆發，對社會文化、社會結構、農業生產、文物典籍等破壞最徹底的都是“農民起義軍”，因為他們對于一切都一無所知，無知者無畏，也就無所顧忌。由于長安城在戰爭中破壞嚴重，東漢只好選擇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作為都城。如果我們把兩漢看成一個整體的話，那么，東漢定都洛陽就可以看作是一次東遷。

　　大家都看過《三國演義》，熟悉東漢末年的那段歷史，想來對董卓遷都長安，火焚洛陽時的場景記憶猶新：

　　儒曰：“溫侯新敗，兵無戰心。不若引兵回洛陽，遷帝于長安，以應童謠。近日街市童謠曰：西頭一個漢，東頭一個漢。鹿走入長安，方可無斯難。臣思此言‘西頭一個漢’，乃應高祖旺于西都長安，傳一十二帝;‘東頭一個漢’，乃應光武旺于東都洛陽，今亦傳一十二帝。天運合回。丞相遷回長安，方可無虞。”卓大喜曰：“非汝言，吾實不悟。”遂引呂布星夜回洛陽，商議遷都。(《三國演義·第六回·焚金闕董卓行兇匿玉璽孫堅背約》)

　　洛陽城被一把火燒得只剩斷壁殘垣，而董卓也沒有李儒說的那樣“無虞”。在公元196年，漢王朝的都城再次東遷許昌(今河南省許昌市)，而此時綿延幾百年的漢室也快走到了生命的終點。在公元220年的許昌，一場“禪讓”鬧劇再次上演，此時漢王朝已經是徹底的回天乏術了。

　　從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220年這一千多年，可以視為是中國都城的“東遷時代”，一方面是因為此時的邊患主要來自西部，主要是陜西以西的獫狁、犬戎;一方面也是因為隨著東方淮夷的征服，肥沃而平坦的平原地帶聚集了更多的人口，使得國家的經濟重心逐漸東移，政治中心隨之也有東移的趨向。

　　(三)南遷時代(三國到明末)：向南!向南!

　　在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中原大亂的時候，中原的大量平民為生存所迫，不得已而背井離鄉，擺在他們面前的有幾條路：北上，西去，分別有東胡、鮮卑、匈奴和羌族的威脅;東去，渡海去遼東或許是一個挑戰與機遇并存的選擇;南下，雖然有越族、苗蠻，那里溫濕的氣候、豐饒的土地也很吸引人。很多人在權衡之后，毅然選擇了南下。于是，南方的大開發開始。

　　公元220年，孫權都武昌;公元229年，也就是吳黃龍元年，孫權即皇帝位，國號吳，定都建鄴(今江蘇省南京市)。這表明，以前大家認為的“遍地瘴癘、滿眼蠻夷”的南方，同樣也可以建立國家、設立都城，而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荒涼。

　　吳國是三國中國祚最長的國家，然而終于在公元280年“一片降幡出石頭”(劉禹錫《金陵懷古》)。但中原的平靜沒有持續多久，因為潘多拉魔盒已經開啟：先是八王混戰，然后是曠日持久的“五胡亂華”，中原成為異民族的樂園，黃河流域陷入了空前大混亂。而此時的長江流域，依然安靜得一如江南的細雨柔風。在屠刀的威脅下，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眾開始渡江來避亂。長江以南成為安居的樂土，躲避殺戮的室外桃源。

　　其間，最有代表性的應該算是永嘉大亂后晉室南遷而長期退守江南：公元316年晉愍帝被俘，西晉滅亡，明年，司馬睿在建業被推戴為晉皇帝(先稱晉王，318年稱帝)，建立起東晉朝。自此，至陳亡近三百年間(317~589)，南方的經濟迅速上升，文化更是遠遠超過北方。這是“南遷”在歷史上所起的積極作用。

　　公元589年，隋朝賀若弼、韓擒虎率兵渡江，分南北兩路進攻陳都城建康，陳兵潰敗，陳后主投降，將近三百年的南方政權便被輕輕的“雨打風吹去”。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南方留給人們的，不再是六朝繁華、金陵脂粉，除了是煙花滿地的蘇杭揚益，就是謫貶的蠻荒之地。很少再有人把金陵作為“龍蟠虎踞帝王州”(《永王東巡歌》其四)而提起。似乎，南方與政治絕緣。

　　然而，一個變數出現了!

　　那是在公元756年(唐肅宗至德元年)，安史之亂起，并攻陷二京，唐玄宗、唐肅宗狼狽逃竄，這個時候就有人建議南遷。同時永王李璘也乘機占有積在江陵的江淮財賦，招募數萬兵士，乘舟順流東下，企圖占領金陵，割據東南。其間，大詩人李白被李璘拉上了賊船。

　　其實李白同志并不是“情非得已”，他被拉下水的原因，除了是李璘的“熱情邀請”，還有就是他對唐朝廷的恢復事業不是很樂觀。他甚至主張放棄黃河流域，朝廷南遷江東，劃江而守。在《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中，他說：

　　今自河以北，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壘。大盜蠶食，割為洪溝;宇宙峣杌，昭然可覩。臣伏見金陵舊都，地稱天險，龍盤虎踞，開扄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圖霸跡，隱軫由存，咽喉控帶，縈錯如繡。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于此。臣又聞湯及盤庚，五遷其邑，典謨訓誥，不以為非。衛文徙居楚丘，風人流詠。伏惟陛下因萬人之蕩析，乗六合之诪張。去扶風萬有一危之近邦，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茍利于物，斷在宸衷。況齒革羽毛之所生，楩柟豫章之所出。元龜大貝，充牣其中;銀坑鐵冶，連綿相屬。刬銅陵為金穴，煮海水為鹽山。以征則兵強，以守則國富。橫制八極，克復兩京，俗畜來蘇之歡，人多徯后之望。……(唐李白《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由此可見他對渡江南下、割據江東是早有預謀。現在李璘邀他上船，對于一心想做“東山謝安石”的李白就好比瞌睡人遇上繡花枕，于是他就表現出了一種“欲拒還迎”的姿態來。別看他得罪下獄時表現得跟竇娥一樣，其實一點兒也不冤。從他所作《永王東巡歌》十一首，就可以看出他之前的“野心”來：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唐李白《永王東巡歌》其二)

　　龍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春風試暖昭陽殿，明月還過鳷鵲樓。(唐李白《永王東巡歌》其四)

　　李白以謝安自命，本想依附李璘大有所為，結果落得個鋃鐺入獄、流放夜郎。“請都金陵”也成為往事。然而唐玄宗避難西蜀，單純從緯度上看，又何嘗不是一種南遷呢?

　　唐朝經過安史之亂，已經是日過正中、月過十五了，接下來是漫長的下坡路。下坡路走多了，走煩了，就有人想換個花樣。在唐末昭宗時，國子博士朱樸上書言事，再次提出南遷的建議。他說：

　　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闬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為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于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勢，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以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強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永遠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新唐書·卷一百八十三·列傳第一百八·畢崔劉陸鄭朱韓》)

　　遷都的目標是“襄、鄧”，即是現在的湖北襄陽一帶，在長安的南方，以前從沒有朝代在此建都。朱樸的建議沒有被唐昭宗采納，只是個紙上的構思。因為這時的唐皇朝已經病得一絲兩氣、岌岌可危，再也經不起遷都的折騰。安靜的等死，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唐亡之后，是紛紛攘攘的五代十國時期，南方也鬧得樂此不疲，好在終不及北方，依然是很多人憧憬的樂土。等天下人對戰爭都膩煩的時候，大宋在一場自編自導的“黃袍加身”劇中橫空出世，并逐漸占有中原及南方土地。

　　關于“南遷”的事情，宋朝之后的大家就知道很多。先是“靖康之恥”，北宋徽宗、欽宗被虜獲;難逃的宋高宗趙構在“泥馬渡康王”的神話里，于臨安建立了南宋，在長江以南與北面中原的女真政權隔淮對峙。關于高宗趙構“南遷”的奇聞軼事很多，除了上面說的，經常提起的還有“錢王現夢”：

　　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母韋后在娠時，徽宗夜夢吳越王錢俶來謁，覺而異之，時大觀二年也。……又奉元佑皇后手詔迎康王，其略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康王拜受，遂卽位于南京。(元·無名氏《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人倫門·君后》“錢王現夢”條)

　　這些有意無意捏造的異聞，不外乎是想證明康王的天命所歸、南宋政權的順天應命。

　　即便是有天命，偏安臨安的南宋終難免覆巢之禍，皇帝的“行在”也一路南遷，最終在崖山，為三百余年的大宋畫上一個句號。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性，在宋朝滅亡的四百年(1279~1644)后，又上演了類似的一幕，可惜與東晉、南宋相比，這次卻沒有同樣的后果：膝蓋已經變軟的中原人在滿清的屠刀下迅速臣服;而南遷后的南明，既不能安內，更不能攘外，在一年之后便“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避地南陲的桂王、唐王、魯王全都在劫難逃。這一次皇帝的“行在”已經是“上窮碧落下黃泉”，連蠻荒之地的緬甸也都去了，似乎不走到中華大地的最南端不罷休。這次創造最南記錄的南遷，為一千四百多年(公元220~1654年)的“南遷時代”結了尾。

　　總結歷次南遷，都是北方少數民族入侵，皇帝蒙難，于是藩王乘機割據江南，之后便不思進取，最終為北方勢力所消滅。為什么向南遷呢?一方面是強敵來自北方;另一方面就是南方經濟發達，可以封疆建國;還有一方面就是可以憑借長江、淮河之險，抵御北方來侵。

　　(四)西遷時代(清代以后)：有風來自海上

　　自明清以后，世界航海業大發展，而中卻國采取“禁海”等措施，閉關鎖國，漸致航海業落后于時代，海防也日漸松弛。在西方列強通過海洋發現中國這塊滿是膏腴的肥肉之后，中國遭受的主要威脅便來自海上：無論是明代的倭寇，還是清代的西方列強歷次入侵，以及晚近的日寇侵華。

　　諸列強利用海運、及船堅炮利的優勢，頻頻由海疆入侵華夏。由于那是中國總體軍隊素質和裝備情況落后，對列強入侵反應滯后，不能在戰爭開始時迅速擊敗敵人，御敵于國門之外，不得已采用“以空間換時間”的做法來應敵。外國侵略者有技術、裝備上的優勢，而國人則有人口、地形上的優勢。拖延時間是有利于國人的。他們為了迅速擊敗中國，獲得所需的利益，通常采取襲擊重要城市的做法，其中又以奪取首都為最有效最常用的手段。因而向西遷都成為了爆發戰爭后的經常行為。從此，遷都進入“西遷時代”。

　　在從清代到建國前，比較有影響的“西遷”大約四次：

　　第一次西遷：清咸豐十年(1860)，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咸豐帝不得不遁避熱河。

　　第二次西遷：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暴亂，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及光緒帝逃奔西安，以為行在。

　　第三次西遷：1931~1932年，淞滬會戰，日軍進攻上海，首都南京危急，國民政府宣布遷都洛陽，后因為和議成功而遷都未果。

　　第四次西遷：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國民政府移都重慶。

　　目前，中國的海軍及海防的發展雖然有所突破，但在全球范圍內仍處于一定的劣勢，相信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國家的主要威脅還是來自海上，同時國都北京靠近海洋，所以目前仍是處于“西遷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