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學論文發表了對“理論熱”消退后美國文學研究的思考資料，伴隨著理論鼎盛的消退以及隨后留下的懷疑主義，文學研究中的文化研究變得越來越重要了。一起來看看作者是怎樣理解美國文學研究的吧。

　　關鍵詞：文學論文發表,美國文學研究

　　自20世紀的80年代初以來，國內的美國文學研究界率先與國外接軌，對在美國流行的　文學批評的各種新思潮、新理論和新方法作了全方位的引進和審視，從新批評、現象學　批評到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從讀者反應批評(接受美學)到符號學、闡釋學、敘述學—　—這里面當然又包含了神話原型的批評、女權/女性主義的批評、精神分析學的批評、　新歷史主義批評等，緊接著是鋪天蓋地的后現代主義，然后又是熱火朝天的“文化研究　”，后者不僅把早先的女性主義、少數族裔批評包容其中，而且又增加了后殖民的文化　批評。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內，戰后美國文學所涉及的所有理論問題，幾乎都被我們審　視了一遍。這些新理論、新方法的引進，對于解放我們的思想，改變過去那種以意識形　態劃線為指歸的簡單化的文學認識，對于更新我們的批評觀念，拓展和深化我們的文學　視野，起了相當大的積極作用。但是從90年代末開始，盡管國外重要理論流派的翻譯出　版仍在繼續，然而理論研究的總體勢頭卻明顯大不如前，國內一些研究學刊雖然仍不斷　在刊發理論研究方面的文章，然而這些文章的大多數可以說只停留在對于七八十年代所　關注的理論問題的轉述上，很少看到對一些新的理論問題的開拓和深入的探討。這樣一　種幾乎原地踏步或低水平重復的局面其實已經延續了相當長一個時期，卻沒有引起我們　理論界的足夠重視。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當然有很多，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　從事國外思潮追蹤研究的學者，往往只是盯著自己所熟悉的幾位理論明星不放，而對那　邊的學術狀況缺少一種整體的和遞進的把握。國內為數可觀的理論研究論文的引述只局　限于有數的幾位理論家最經常被提及的幾部(篇)論著，而很少有對他們在學術期刊上發　表文章的引述即為明證。其實，美國學界所謂的“理論鼎盛”時期應該說早已經過去，　那里反對理論或對理論進行質疑的聲音不僅早就存在，而且越來越響，現在甚至還帶上　了一種近乎是“清算”的味道——主要是對以“解構”為代表的“理論”和以“政治正　確”(PC)為代表的政治化傾向的清算，認為正是由于這些年理論的膨脹以及這些新潮理　論所加深的一種懷疑主義的氛圍，導致了文學的衰落和整個美國人文教育的滑坡。美國　理論界的這樣一種聲音，在我們的理論研究界則似乎很少聽到。而對于這樣一派意見的　了解，不僅對于正確地把握美國思想理論界的現狀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對于我們自身理　論研究的健康發展，無疑也會提供非常有益的啟迪。

　　美國現代語文學會是美國最大的人文學科學會，國內外會員達三萬多人，該學會會刊　《現代語文學會集刊》向來是美國學界主流思潮的喉舌，然而，它的最近一期破天荒地　開辟了一個題為“為什么主修文學——我們將告訴學生什么?”的筆談專欄，12位大學　教授就這一話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注：Publication of the Modern LanguageAssociation of America(PMLA),Vol.117,No.3,May 2002.)。“為什么主修文學?”這　一提問本身顯然已認定今天的美國大學生在選定自己專業的問題上對主修文學產生了懷　疑。而提問的下半部分——“我們將告訴學生什么?”則說明教師們在這個問題上也困　惑重重。首篇筆談由杜克大學羅曼語言文學系主任貝爾(David F.Bell)教授撰寫，他在　文中列舉的他所在學校中的教師、學生對待文學的態度，就很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和緊　迫性：

　　最近，我的一個同事在樓道里碰到我，她對我說她非常高興，因為她即將停止她講授文學課的學術生涯了。而差不多就在同一時候，另一位同事也告訴我，他實在想象不出　除了搞文化研究外，還有別的什么場合可以教文學——換句話說，文學文本就是最大限　度地用來說明一種意識形態的、歷史的或理論的主題，與其他文化表述沒什么兩樣。難怪現在的本科生對主修文學表現出日益遞減的興趣。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他們進入大　學以后，比起過去一茬一茬的學生來，他們對學文學的興趣要小多了，因為他們入學后　所遇到的老師，在不少情況下都是對文學文本沒有興趣或充滿懷疑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當然就越來越沒勁了。(注：David F.Bell,“A Moratorium on Suspicion?”Publication of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PMLA),Vol.117,No.3,May 2002,pp.48　7-90.)

　　美國大學文學系的衰落和人文教育的滑坡使美國的教育界尤其是人文學科領域眾多的　有識之士感到憂心忡忡，其實早已是個不爭的事實。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為美國最佳　社會批評家的哥倫比亞大學英文系的德爾班科(Andrew Delbanco)教授于兩年前發表長　文，對當下美國人文教育危機及其原因進行分析(注：Andrew Delbanc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Literature”,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Nov.4,1999.)。文中列　舉了多個重要大學的校長和著名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看法。那一年任美國現代語文學會主　席的賽義德痛心疾首地感慨說：“如今文學已經從……課程設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　都是些“殘缺破碎、充滿行話俚語的科目”;曾任耶魯大學教務長、普林斯頓大學研究　生院院長、時任梅隆基金會人文學科顧問的科南(Alvin Kernan)教授在1990年時就出版　了以憑吊文學為題的專著《文學之死》;另如斯各爾斯(Robert Scholes)、埃里斯(John M.Ellis)、伍德林(Carl Woodring)這樣的著名教授，他們也都發表了論述文學和　文學專業何以衰落的專著。在他們看來，文學之所以沒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受到了一　波又一波的新理論、新思潮、新方法的沖擊，是這些新潮理論將文學指涉“真實”的價　值一步步地掏空。正如耶魯大學的斯各爾斯所說，這些年來，“我們聽任自己被人說服　，接受了所謂談論‘真實’是不可能的說法”。現在文學成了與其他符號系統(如時尚　、肢體語言、運動等)一樣的東西。倘若說當初是解構主義抽去了文學的思想、道德、　情感的內涵，那么今天，一個反向的潮流又沖了過來，在方興未艾的“文化研究”聲浪　中，雖說強調了文學要同它這樣那樣的屬性(民族、階級、性屬等)聯系在一起考量，然　而我們卻看到，文學研究被進一步“殘片化”(fragmentation)的勢頭卻有增無減。目　睹文學日益退場的嚴峻形勢，畢業于英文系的哈佛大學校長陸登庭(Neil L.Rudenstine　)在1998年的全校畢業典禮上發出呼吁，號召要從教育的最本質意義的高度去認識人文　學科的重要性，并采取切實的措施對人文學科加以保護。

　　近一二十年來，杜克大學作為美國文化政治一大重鎮，名氣格外地顯赫。大名鼎鼎的　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家詹姆遜是該校的招牌教授之一，而該校的人文社會科學學刊《社　會文本》則是當代左翼激進理論的前沿陣地。前幾年，在那個被炒得沸沸揚揚的“索卡　爾后現代理論造假案”中，索卡爾(Alan Sokal)那篇題為《跨越邊界：試論量子引力轉　換闡釋學》的偽論文，就是《社會文本》發表的(注：關于這一事件的前后真相，請參　見《外國文學評論》1997年第2期“動態”欄《索卡爾騙局與后現代相對主義的惡劣影　響》一文。紐約大學的理論物理學家索卡爾于1994年秋向《社會文本》投去一文，聲稱　20世紀理論物理學發展完全印證了“后現代”哲學、政治學的理論，編輯部五位編輯審　讀后一致同意讓此文在1996年4月出版的《社會文本》特刊上發表，然而索卡爾接著卻　在另一學刊《交流》上披露說，他那篇論文只不過是一篇故意背謬常理、充滿錯誤和與　前提不符的推論的大雜燴，他的目的是為了耍弄一下編輯們意識形態的偏見。美國《批　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Winter 2002)載文，詳細分析了該事件的始末及其對美國　學術界的影響(John Guillory,“The Sokal Affair and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　)。)。而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當“政治正確”(PC)之風潮剛開始席卷美國各大學校園　時，杜克大學就成了這場“文化戰爭”的一個小舞臺：反PC一方由美國國際大赦前主席　、政治學系的大牌教授巴伯(James D.Barber)領銜，而贊成PC的則以英文系的著名教授　費什(Stanley Fish)掛帥，雙方曾為了哪些書籍可以擺放在校園書店的書架上而惡語相　向，吵得不可開交。巴伯發現，校園書店的書架上每七本政治學書籍中就有一本的書名　含有“馬克思”的字樣，于是憤怒地下令把一批他認為不必要的書撤下;而費什則稱巴　伯所組織的“全國學者同盟”杜克大學分會是一群“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仇視同　性戀者”;巴伯一派的人則又反唇相譏說，費什的用語與50年代麥卡錫主義者指控別人　為“共黨”如出一轍，等等(注：1990年12月24日出版的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　曾發表關于“政治正確”運動的長篇報道，其中多處涉及杜克大學在這一風潮中的地位　和影響。)。

　　在這樣一所深深卷入社會政治旋渦之中的大學里，發生貝爾教授所說的教授和學生從文學系勝利大逃亡的情況，按說是不該讓人感到意外的。但在人員流失和師生對文學興　趣銳減這一現象的背后，是否還有更直接的原因，這倒是需要我們這些從事文化思潮研　究的人進一步思考的問題。貝爾教授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大學文學系的主導思想的　變革是這樣描述的：70年代和80年代是所謂的“理論鼎盛”時期。各種文學理論據說都　是要教會我們如何去掌握文本，而不是被文本所掌握。但是，理論的武器很快就被掉過　頭來，成了反對理論的武器，反而導致了本應讓理論有效地包容文學文本的種種批評范　式的衰落。貝爾說，接下來是“理論鼎盛時期的結束”，在過去幾年中雖也出現了對于　理論的反思，然而這些卻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在理論年代所造成的對于文學和高雅文化　的懷疑。對于文學的懷疑是怎么形成的呢?貝爾指出，在這理論的鼎盛及衰落的整個歷史過程中，最為突出的一點就是對德里達解構主義來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簡單化，它在美　國就被當成了對德里達思想的理解(注：See Herman Rapaport,The Theory Mess:Deconstruction in Eclipse,New York:ColumbiaUP,2001.)。“任何文本都將會自行　解構”——這樣一個被稀釋了的、簡單化的德里達主義造成了一種頗為流行的誤解，那　就是所有的文本或多或少都是一個謊言，都是騙人的。但是，在理論的鼎盛期完結之前　，解構主義的另一位理論大師德曼早年親納粹的歷史污點被揭露，而德里達的理論在解　決這一時期美國大學校園政治問題上又顯得不那么有效，不太令人信服，因而使得人們　漸漸把注意力轉向了福柯。相對來說，福柯更重視控制文學話語形式的力量，他把文學　看成是一個由排斥性和禁令性力量所界定的角力場，一個與其他話語場一樣的由各種力　量構成的話語場。但是，貝爾指出，這樣一種看法卻更加煽起了對于文學的懷疑之火。　而且，美國人在對待福柯時與他們對待德里達一樣，也是持一種為我所用、急功近利的　簡單化態度。他們往往把福柯的著作降格為“訓誡控制”這一標識性的話語框架去理解　，而福柯式分析的種種精妙之處，卻都在這樣的簡單化理解中丟失殆盡。當然，要說一　點也沒剩下，那也有點偏頗。不過，福柯的視角在理論鼎盛結束后之所以還能夠剩下些　許，則主要是因為它可以比較便捷地嫁接到一種更加政治化的批評之上的緣故。

　　貝爾在對美國學界過去二十來年的大致狀況作如上回顧后，接著又對當下的美國學界　狀況作了這樣一番切中肯綮的歸納：

　　以各種美國形式的面目出現的分析匯總起來統稱為文化研究，排炮一般地向文　學典律轟去，而這種文學典律被認為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的整個智性積累的一部分。對　文學典律的控制及對其邊界的重新劃定，向來是女性主義批評、非洲裔美國人研究以及　同性戀及性別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而文化研究則希望再前進一步，把所有的界限都統　統消弭。典律問題向來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因為對文學文本的價值判斷是傳統批　評家與后現代批評家對壘交鋒的一個戰場，這些后現代批評家對傳統批評家的政治取向　和文化力量進行質疑，后者即這一政治取向和文化力量的喉舌。哪群人有權決定一部文　本的價值，這一決定難道不總是一種對什么可以被允許進入話語進行控制的壓迫性舉措　嗎?如果是的話，那么最好的解決辦法也許就是放棄價值判斷，把文學范疇盡可能地放　大，這樣就把高雅與低俗以至所謂典律的概念都統統取消了。(注：本段引文以及此前　對貝爾教授在筆談中對現狀的分析的轉述，均請參見《現代語文學會集刊》(PMLA,Vol.　117,No.3,May 2002),第487—489頁。)

　　我在這里之所以要原原本本援引貝爾教授的陳述，乃因為我發現他極其言簡意賅地勾勒出了文學如何在當下美國大學中一步步失落的過程及其背后的原因，這與我這些年來對美國當代思潮進行追蹤研究過程中所獲得的印象也完全一致。然而，對于我們所研究　的對象國中人文思潮所發生的這樣一種變化，原先被掩蓋的思潮逐漸抬頭甚至又卷土重　來的傾向，我們卻視而不見，那我們研究的價值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改革開放以來，　由于美國的特殊地位，我們對美國問題的研究一直給予極大的重視。在文化研究方面也　不例外，對美國的文學，對美國的文化思潮、文學理論動向，我們都給予了特別的關注。然而，我覺得十分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們的研究太側重于前臺，太關注當下和表面的　熱鬧，誰善于吸引眼球，我們往往就把注意力投向誰，而缺少一種兼聽、兼顧的沉穩和成熟。造成這樣的情況，其實我們的媒體也應該負一定的責任。因為媒體往往希望簡單　明了，希望能單刀直入地把一種理論、一種傾向說得個涇渭分明，希望越多的外行能明　白越好。而在這樣一種心態的驅動下，我們上面所談的問題多年來在我們的外國文學研　究領域中只屬于一股不為人們所重視的潛流。

　　推薦期刊：《現代中文學刊》是研究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學術刊物，側重于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學和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