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時期是相對于真相時代而言的，在后真相時期，“真相”不再那么重要，人們通過新媒體了解到的新聞，存在成見在前、事實在后，情緒在前、客觀在后，話語在前、真相在后，態度在前、認知在后等特點；多以情緒煽動取代事實分析，導致真相衰退，謊話、流言緋聞在網絡上廣泛流傳。網絡世界不是不受法律管轄與約束的法外之地，高校面對后真相時期的特點，在網絡輿情的治理方面運用法治思維依法治理網絡輿情，才能牢牢把握正確輿論導向。本文以后真相時期為切入點，以法治思維的應用為中心，結合高校網絡輿情的特點，分析了法治思維在高校網絡輿情治理中的應用問題及對策。

　　關鍵詞：后真相時期；法治思維；高校；輿情治理

　　高校信息化建設背景下，網絡輿情傳播速度較快，后真相時代輿情傳播的負面影響始終存在，別有用心的人往往利用網絡輿論散發虛假信息，或對社會熱點和敏感新聞進行炒作，造成網絡群體理解差異，進而形成謠言，欺騙網民，誤導輿論。依法治國大背景下對網絡輿情治理的法治化建設必不可少，從法治建設方面看，當前網絡輿情發展中網絡輿情的法治環境欠缺、現有的法律法規比較空泛、法律救助機制不暢通。有些高校在治理網絡輿情問題時缺乏法治意識，沒有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法治建設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致使網絡輿情引導的規范性不足，而在輿情治理中沒有明確的標準和規章為依據，網絡輿情工作的管理較為混亂，難以應對后真相時期網絡輿情快速發酵后產生的不良后果。要想做好對網絡輿情的治理，高校必須建立健全網絡輿情管理配套的法治建設，從法治層面構建起網絡輿情發展的有利環境，才能積極引導高校網絡輿情的發展。［1］鑒于此，筆者進行了相關思考。

　　一、后真相時期高校網絡輿情治理中的法治思維概述

　　（一）后真相時期高校網絡輿情的特點“后真相時代”下，網絡生態發生了巨大變化，高校在對網絡輿情的控制和引導方面，有其自身的特點和屬性，了解網絡輿情的特點，才能有針對性地進行網絡輿情的引導，使之為高校所用，促進高校網絡生態傳播的良性發展。［2］總的來說，后真相時期，在網絡輿情的發展過程中并不強調信息準確與否的重要性，當真相被操縱、利用，人們不再相信真相，只相信感覺，立場和情緒漸漸取代了真相，其主要有四大特點，一是成見在前、事實在后。后真相時期，網絡輿情事件中事實真相在主觀之后，人們尚未了解事實就對網絡事件有了固定不變的看法。二是情緒在前、客觀在后。網絡輿情在后真相時代，個體感情和情緒在客觀事件之前，不以事件發展的客觀規律為前提，而是過多地受主觀情緒的影響，民眾情緒極易被調動，有些網友的偏激和情緒化，激化著網絡事件的發展。三是話語在前、真相在后。后真相時期的“真相”存在滯后性，在網絡事件發展初期的網絡話語權在前，而事情的真相在網絡話語權之后，這樣本末倒置，加速了網絡輿情的惡性發展。四是態度在前、認知在后。后真相時期的情感與成見消解事實，致使人們對網絡輿情中個體的主觀評價和看法被放大，對網絡事件的基本認知被弱化，真假信息互為滲透，輿論假象頻發，加大了網絡輿情的復雜性。

　　（二）后真相時期應用法治思維的重要性

　　后真相時期，法治思維在高校網絡輿情治理中應用的重要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有利于依法治校。依法治校是貫徹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之一，也是依法治教的重要組成部分，法治思維在高校網絡輿情治理中的應用，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高校依法治校的水平，加強法治思維的應用無形中可以加強依法治校水平。二是有利于高校制度體系建設。法治思維應用貫穿高校網絡輿情治理全過程，其中，依法治校的實現有賴于制度體系的構建，相應規章制度的完善，可以從制度層面保障法治思維有章可循，進一步完善高校制度體系建設。三是有利于營造公平、公正、公開環境。網絡上的信息具有情緒化和非理性的特點，網絡輿情是影響大學生思想和行為的新興力量，在高校網絡輿情治理中，可以通過法治思維建立法治保障，營造公平、公正、公開環境，用法律保障限制公共權力，引導網絡輿情向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從而積極構建和諧校園。

　　二、法治思維在高校網絡輿情治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網絡輿情的法治環境欠缺

　　后真相時期的網絡輿情有新的特點，網絡輿論容易被操縱，在涉及學校重大事件報道時，通過對事件進行包裝并刻意解讀，用情緒感染代替事實真相，網絡輿論觀點片面。新媒體裂變式傳播態勢下，高校網絡輿情傳播的更新、傳授跟不上微博傳播的速度，高校輿情治理中缺乏法治思維的應用，通過網絡發聲應對網絡輿情的效果甚微，難以平息輿情事件給高校輿論帶來的非理性情緒。［3］究其原因，主要是兩大因素造成的，一方面高校領導對法治思維應用的忽視。目前，高校領導層在網絡輿情治理中忽視了法治思維的重要性，忽視網絡帶來的沖擊、挑戰，缺乏正確的網絡輿情觀和危機感，網絡輿情中不能用法治思維發現工作的盲點、弱點和問題，對學生法治思維意識的培養存在不足。另一方面，高校學生自身忽視了法治思維的應用。高校學生面對后真相時期網絡輿論場上劍走偏鋒的情緒化表達，自身缺乏理性思考，不能較好用法治思維和法治信仰思考網絡輿情，對一些過激的誤導學生的言論，學生由于法治思維的不足難以自己判斷，導致網絡輿論參與中具有較大的被動性。

　　（二）現有的法律法規比較空泛

　　高校信息化建設背景下，網絡輿情傳播速度較快，后真相時代輿情傳播的負面影響始終存在。當前網絡輿情發展中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是普遍存在的問題，高校在對網絡輿情的管理中，對網絡輿情治理的立法和執法環節尚未引起重視，治理網絡輿情問題時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網絡輿情引導的規范性不足，沒有明確的標準和規章為依據，使得網絡輿情工作的管理較為混亂；而網絡輿情法制建設的不足，致使高校網絡輿情傳播缺乏必要的法制建設宏觀環境，高校網絡輿情治理的細則及配套的法律建設也較為滯后。［4］比如，綱領性的法律法規中有些條文比較抽象，只能在普通的范圍內進行大方向的規劃，網絡輿情在高校中治理的細化方案尚未完善，迫切需要操作性強的規范助力高校法治建設。

　　（三）法律救助機制不暢通

　　后真相時期網絡輿情的傳播和發展較快，為了迎合“后真相時代”的受眾情緒，后真相時期多元的輿論主體、表演式的表達內容，讓“真相”和“假象”相互滲透，網民容易在情緒化的自主表達中迷失自我。［5］高校在網絡信息監管執法過程中，目前缺乏暢通有效的救濟機制，法律救助機制不暢通，容易使學生的自身權利受到危害，網上言論自由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個人隱私權受到侵犯也難以維權。現階段，高校網絡輿情治理中雖然也或多或少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對一些網站或公眾賬號、個人賬號進行刪帖、封號、禁言或屏蔽，可是這些措施卻因定性不清、程序繁雜不明、法律救濟機制不健全，造成有些侵權的“帖子”沒有及時刪除，有的正當表達的“帖子”卻被人為屏蔽，容易使學生的權益受到侵害，如何加強對高校網絡行為的監管現已成為難點問題。

　　三、法治思維在高校網絡輿情治理中的應用策略

　　（一）加強法治環境建設

　　法治思維在高校網絡輿情治理中的應用，加強法治環境建設是關鍵，應從法治環境方面營造和提升高校法治氛圍和環境，將后真相時期情緒化、主觀化的表達納入觀點事實的陳述之中，實現網絡輿情的正確引導。在具體做法上，要把握好兩個關鍵點。一是高校領導層要重視法治思維在網絡輿情治理中的應用。對高校領導而言，要密切結合法治思維治理網絡輿情，深入挖掘法治思維在網絡輿情治理中的作用，做好學生法治教育和培養，引導學生知法、守法、懂法、用法。在具體做法上，首先，法治思維的培養具有系統性和長期性，網絡輿情治理的法治思維離不開常規教育的熏陶，在高校法治常規教育中，可以通過學習憲法法律知識，樹立《憲法》基本法的意識。同時，學生也要學習民法、刑法、行政法以及訴訟法等部門法的知識，明確我國的法律體系和內容。其次，高校除了開設基本的法律通識課外，可以靈活運用各種學生社團組織開展法律學習活動和宣傳教育，積極拓展第二課堂，通過課外法律實踐，切實增強學生對法律知識的運用。再次，還可以通過主題APP和相關平臺專題宣傳，營造法治氛圍，強化學生對網絡輿情的正確認識，強調客觀事實依據的重要性，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能夠正確看待當前的網絡輿論生態。二是高校學生自身要加強法治思維的意識。面對海量的網絡信息，其自身的信息甄別能力，理性判斷能力，要不斷增強和提高，唯有提高學生自身對網絡輿論的判斷能力，使之能夠客觀、理智地看待網絡輿情，才不至于被網絡輿論的情緒煽動，避免間接助力負面輿論的滋生。學生自身通過加強法律相關知識的學習，自主識別和判斷網絡信息的有效性和真實性，做好自我信息發布的“把關人”，才能從源頭上正確選擇信息、理解信息、反映信息，理性傳播網絡輿論信息，客觀發表言論。［6］如積極參加學習組織的法律實踐活動，理論聯系實踐強化法治素養，通過自身遵紀守法，理性應對網絡輿情。

　　（二）建立健全法治基礎

　　在后真相時期，當“情感”聚合為一種輿論導向，網絡輿情隨之形成。學生群體是互聯網時代的原住民，話語權的平等化、表達渠道的多樣化、媒體使用的高黏度大大增加了學生群體的表達欲。建立健全法治基礎，才能實現高校網絡輿情治理的理論支撐。［7］在具體做法上，第一，高校需完善本校輿情治理相關制度規定。需要注意的是，高校管理規章制度的內容既要聯系本校實際情況，又要結合網絡輿情傳播特點和規律，不能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更不能與法律法規相悖。在規章制度制定時必須遵守公開性、合法性、合理性原則，規章制度應當具有固定性，不能隨意更改或廢除。另外，要嚴格實施過程，實施中加強民主監督，可以通過成立專門的機構進行監督。第二，要建立公正、合法的程序體系，增強程序合法性。程序正當、合法是結果正當、合法的保證，沒有程序正當，結果的合法性就無從談起。這就要求高校在學生教育和管理中，把程序正當貫穿始終。這也要求高校要主動向學生公開學校的規章制度，并對關系學生重要權益的規定進行著重強調，同時告知學生自己的申辯權利和具體實施的方式、日期等內容。如學生遭受不公平和安全威脅方面的輿情，應首先視作法律問題來考量；造成一定損害后果的，應以國家賠償制度為基礎，加大對受害者的賠償力度；積極關注執法和信息披露過程中對教育輿情事件當事人隱私的保護，以免造成心理上的二次傷害。

　　（三）推進法律救助服務

　　后真相時代“以情緒帶節奏”“以情緒帶流量”現象較多，給高校網絡輿情治理帶來了難度。權益救濟是保證學生權利的重要一環，法治思維在高校網絡輿情治理中的應用，通過健全學生權益救濟，推進法律救助服務，完善教師、學生申訴的規則與程序，可以更好地維護學生的合法權益。［8］在具體做法上，可采取完善行政復議制度，如電子郵件、傳真、官方網站申請通道等的形式；在線救濟機制建設的形式，可考慮將在線爭議解決機制引入到網絡權利救濟領域，以便及時、有效、便捷地解決平等主體之間的糾紛問題。另外也可以設立專門的法律咨詢機構，為學生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或者幫助。

　　四、結語

　　“后真相”改變著網絡輿論生態，輿情的爆發更加難以預料，高校網絡輿情的應對任重道遠。對高校而言，應立足于后真相時代新聞輿論格局的變革，遵循法治化原則，在意識層面確立法治思維的重要思想，在法律體系建設層面，要及時修訂和完善各項配套法律規定，未來發展中，還要在技術層面運用好法治思維推進法律規制與大數據、云計算技術的結合，完善網絡執法手段，多措并舉盡可能減少“后真相”現象的負面效應，構建好網絡法治秩序，只有這樣，讓網絡信息傳播和網絡空間治理有法可依，才能確保輿情治理的制度化和規范化，才能提高高校網絡輿情的引導能力和水平，才能引導大學生理性看待網絡輿情，進而培養出越來越多的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作者:姜霖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