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我國的社會教育開始建立并逐漸完善起來，社會教育機構亦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起來。有關民國時期社會教育機構的研究主要關注其發展歷程，規章制度，組織結構，活動內容等幾個方面。通過對民國社會教育機構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其合作辦學，國際交流，培養師資，靈活機動的經驗值得當代社會教育機構的學習和借鑒。

　　關鍵詞：民國時期；社會教育機構；研究述評

　　我國近代社會教育是以1912年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的成立為標志，通過建立和完善面向社會民眾的文化設施和組織機構來充分發揮其教育效能。[1]進而達到移風易俗、普及教育、提高民眾素質、養成現代公民之功效。[2]社會教育的施行離不開社會教育機構，國內關于清末民國時期社會教育的研究主要是制度、行政、教材等方面。鄭周認為有關民國時期社會教育的研究主要為區域性（中西部地區）社會教育研究、有關社會教育行政的研究、社會教育機構的研究主要體現在民眾教育館。[3]縱觀近些年學界的研究，并未有關于民國時期社會教育機構深入性的研究綜述。本文在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國內有關民國時期社會教育機構的研究展開述評，探討民國時期社會教育機構的類型、發展原因、主要活動內容、特點和作用，從中獲得經驗和教訓，進而為當代社會教育機構的發展提供一定的經驗與借鑒。

　　一、民國時期社會教育機構的類型及發展

　　（一）有關社會教育機構類型的研究

　　從我國近代社會教育機構類型來看，早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前，就已經有類似社會教育機構組織的存在，[4]在《奏定勸學所章程》中規定“各屬地方，一律設立宣講所”，至民國初期設立的一系列公私立通俗教育館，1915年9月成立了通俗教育研究會，分為小說、戲曲和講演三股，旨在“研究通俗教育事項，改良社會，普及教育”，[5]都可視為是民眾教育館的前身。除了民眾教育館之外，還有對圖書館、科學教育館、博物館的研究。徐悅蕾，白欣在《民國時期的福建省立科學館》一文中論述了福建省立科學館的創建始末及發展，組織規章和組織機構，化學部、物理部、生物學部的主要工作，對當地民眾開展的科學教育活動等。[6]郭鑒，劉淑紅在《甘肅科學教育館對西北邊疆地區科學教育的推進》一文中論述了甘肅科學教育館的創建的時代背景，組織形式，對西北邊疆地區科學教育的推行。[7]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圖書館是當時社會各界最為看重的社會教育機構，[8]于厚海在《社會閱讀視域下的民國初期圖書館社會教育初探》一文中論述了民國初期有關圖書館社會教育功能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背景，通過推行社會閱讀來構建社會閱讀生態體系，保障民眾的閱讀權利、增加閱讀機會、改善閱讀條件、提高閱讀能力。[9]近代中國首個公共博物館是張騫創立的南通博物苑，有關民國時期博物館的研究主要論述了民國時期博物館的成立與發展，主要類型及其作用，博物館是開展社會教育的天然場所，擔負著社會教育的功能等。這些觀點在史勇的《民國知識界視域中的博物館社會教育功能(上)》，蘇全有、丁高杰的《民國時期我國各類博物館述論》，李飛的《社會、學校與家庭:民國人對博物館教育功能的引介和實踐》等研究中均有體現，此外李軍在《晚清民國時期對博物館教育功能的認識》中重點闡述了國人對博物館的教育功能認識的發展。[10]從現有研究成果看來，民國時期社會教育機構的研究多集中在民眾教育館，這與民眾教育館是民國社會教育的主要施教機構有關，而關于圖書館、博物館、科學教育館的研究較少，主要關注的還是這些社教機構的創建緣起，發展歷程，組織結構，規章制度，社會教育功能等幾個方面的研究，同時也呈現出區域性的研究特點。

　　（二）有關社會教育機構發展的研究

　　社會教育機構的發展離不開特定的時代背景，民國社會教育機構的發展與當時社會教育的發展階段密切相連。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民國時期社會教育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12-1927）是民國成立之初至1927年，為初步發展時期；第二階段（1928-1937）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第三階段（1938-1949）為在戰爭中曲折發展時期。[11]楊才林，周慧梅在《論清末和民國社會教育的宗旨》一文中根據政權的更迭過程和社會教育的階段性特征，將民國社會教育細分為四期。[12]整體看來，有關社會教育發展的時間段研究較為詳細，社會教育機構的發展基本與這些時間段相吻合，也有關于抗戰時期創辦的社會教育機構的個體研究，如甘肅地區的科學教育館、國立西北圖書館，僅選擇每一歷史時期中代表性的史料稍作闡述。民國社會教育的發展有著多重因素，政府通過頒布一系列法令和規則，積聚和整合多方力量，為社會教育機構的創建和發展提供了長久有效的支持。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期，以民眾教育館為主要代表的社會教育機構發展規模不斷擴大，館數由1929年的386所增至1612所，工作人員也由1929年的1857人增至7054人。[13]文獻中對這一歷史事實有多方的論述，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開辦的廣東省立民眾教育館，發展成為抗戰前廣東地區規模最大、設施最為完善的社會教育機構。[14]全面抗戰爆發后，民國政府在《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中規定了在抗戰時期辦理社會教育的注意事項：“確定社會教育制度，并迅速完成其機構，充分利用一切現有之組織與工具，務其于五年內普及識字教育，肅清文盲，并普及適應于建國需要之基礎訓練。”[15]由于抗戰的需要以及政府的全力支持，全國社會教育機構的數量在這一曲折的歷史時期內不降反增。抗日戰爭的爆發雖然破壞之前發展的各項社會教育事業，但客觀上也促進了社會教育的發展，[16]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甘肅、貴州、云南、陜西的社會教育機構有所增長，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與抗戰建國和開發西北這一時代背景息息相關，以位于西北邊疆的甘肅省為例，抗日戰爭的爆發導致全國的經濟、文化、政治等向西北、西南等后方轉移，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開發西北的浪潮成為推動西北地區社會教育機構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當時國人認為建設西北最重要的問題在于教育與實業，[17]社會教育機構在這一時期興辦不絕，旨在普及科學教育的甘肅科學教育館于1939年創建，國立西北圖書館其中一項工作方針是輔導各地方圖書館及其它社教機關。[18]

　　二、民國時期社會教育機構的主要研究內容

　　（一）社會教育機構規章制度的研究

　　規章制度的制定可以讓社會教育機構的管理更趨為完善，工作更加細化，有些事務可以根據事實需要分別或合并設置，在推行社會教育的過程中更加機動靈活。[19]社會教育頒發的部令，相關社會教育機構的設立，為民國時期社會教育的逐步推行奠定了組織基礎。在此基礎上，教育部陸續公布的有關各種社會教育機構的施行規則、規程、頒發、計劃書等又從實施規程的層面予以了強化。[20]一些地方上的社會教育機構根據教育部公布的規則制定簡章及辦法，如綏遠全區通俗教育講演所遵照教育部頒定規程設置簡章、講演規則、講演傳習所辦法。[21]當然，其他社會教育機構也規定了相應的規章制度。國立西北圖書館規定了其具體任務包括：訪求、整理、保存、展覽西北各省之文物；采購各國最近學者名著，雜志，便利各學校生員和學者的使用；注重采集、研究、翻譯境內如蒙、藏、回等少數民族的著作；輔導各地方圖書館及其它社教機關等。[22]從這些具體任務中能夠了解到國立西北圖書館以提供資料為學術研究服務為主，同時發揮輔助社會教育的作用。福建省立科學館在創辦伊始也擬定了較為完善的章程、組織大綱、辦事細則，還有為科學館的附屬各部門制定了的相關的須知。[23]甘肅科學教育館也由國民政府公布了《組織條例》，安排了館長及相關的工作人員，規定了甘肅科學教育館隸屬于教育部，其主要任務是辦理甘肅省通俗科學教育館，并輔導各級學校及社會教育機關推行科學教育。[24]

　　（二）社會教育機構活動內容與方式的研究

　　民國時期社會教育機構的目標在于社會教育、民眾啟蒙、文化發展，主要活動內容以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科學教育為主，除此之外，還有生產教育、移風易俗教育等。[25]通過指導培訓會員，讓民眾直接參與討論地方和基層公共事物等方式來提高當地民眾思想政治教育。[26]以綏遠社會教育所為例，在向當地民眾進行講演宣傳活動的主題有衛生常識、科學常識、時事政治、鄉村教育、識字運動、農林墾殖、社會教育、筑路水利、提倡國貨及破除迷信等，較為貼近當地民眾生活實際。[27]而社會教育機構的主要施教方式包括：講演宣傳。通俗講演是用淺近的語言向普遍的大眾發表意見，是民國時期社會教育機構常用的教育手段之一，相對于其他教育形式而言，通俗講演所需資源很少，具備極大的靈活性，活動范圍廣，通俗講演也因之成為社會教育的主要活動方式之一。[28]出版訂閱刊物。社會教育機構多編有專為學術研究的刊物，供民眾閱讀的報紙。綏遠社會教育所、湖北民眾教育館聯合會、中華圖書館協會、甘肅科學教育館、國立西北圖書館等機構都出版刊物，既有學術研究，也向民眾傳播文化知識。圖書閱覽。圖書館主要采用設立分館和流動書車等方式推動圖書的流通及閱覽，以便利當地民眾的閱讀。[29]民國時期的通俗圖書館通過多種方式來推廣閱讀，提升民眾知識水平。[30]陜西省立西京圖書館廣泛征集社會圖書、充實圖書館藏量，并于館內設閱覽室,以供教授、學者應用。[31]除了圖書館外，其他社會教育機構也提供圖書閱覽服務，如甘肅科學教育館館藏各種科學參考書籍約一萬冊，除供該館職員自用外，外界人士也可按照規程借閱，藉以增進一般人士科學知識。[32]除了以上方式外，民國時期社會教育的活動方式還有張貼壁報，舉辦展覽，巡回放映，播放教育電影等多種方式，充分體現出社會教育的靈活性與機動性。

　　（三）社會教育機構組織結構的研究

　　不同的社會教育機構，其組織機構也有所不同，有關民國社會教育機構的研究中均涉及到組織結構。教育部公布的有關規程中對組織結構和施行方式做出了相關規定，同時給地方民眾教育的組織設置留有較大的空間，各地可視具體情況靈活設置。如廣東省立民眾教育館內設語文教育、公民教育、生計教育、康樂教育四部，1933年成立的江西省立民眾教育館設有體育、講演、陳列、教學等五部以及各種委員會，1934年時的浙江省立民眾教育館設有康樂、生計、教導、總務等五部，1935年時的北平第一社會教育實驗區民眾教育館設有閱覽、教學、康樂和實驗四部，[33]由此可見，不同地方的民眾教育館組織結構同中有異。

　　（四）社會教育機構經費來源的研究

　　民國教育經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學制體系內，有關社會教育機構經費的研究較少，從已有文獻看社會教育機構的活動經費主要由政府在社會教育項下的經費撥給，民間資本也給與了大力支持，經費短缺是各地社會教育機構的發展存在的普遍問題。在教育經費整體短缺的社會背景下，學校教育經費尚難保證，更遑論社會教育，社會教育機構所得經費為數過微，以致設備簡陋，難圖發展。[34]

　　三、民國時期社會教育機構研究的經驗與借鑒

　　（一）注重多方合作

　　其一，社會教育機構與學校合作辦學。社會教育機構、大中小學都規定了各自的活動任務，注重社會與學校的互通合作。《民眾教育館輔導各地教育辦法大綱》中明確規定了民眾教育館應輔導或協助各該區社會教育機關及公私立中小學兼辦社會教育。[35]國立西北師院對學生參與社會教育亦做出了規定：“本學院須于暑假或寒假期內從事社會服務或勞動服務。如社會教育，義務教育，新生活運動等之服務，農業或工廠之實習，或社會調查等，服務時間至少應有四星期，無此項服務證明書者，不得畢業。”[36]1939年8月，貴陽成立了“戰時民眾補習教育推行委員會”，規定由中小學校兼辦社會教育。[37]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具有相互依賴性，為社會教育的開展提供了師資、校舍等必不可少的資源與條件，擴展了學校資源的利用范圍，提高學校資源的利用率。[38]民國之初，社會教育體系和設施尚未完備，沒有自己的施教場所，多是借用學校的校舍、場地開展教育活動，學校教育也為社會教育的開展提供了人力資源，學生不參與社會教育則無法畢業。[39]高校學生是實施社會教育的主力軍，他們根據自己所學的專業，利用業余時間廣泛的參與到社會教育這一浪潮中來。國立西北聯合大學的各個學院根據院系專業都分配社會教育工作：文理學院主辦了國語及注音符號講習班、防空防毒講習班、科學常識講習班等；法商學院主辦了法律常識講習班、地方自治講習班、商業補習班等；師范學院主辦了小學教員講習會、小學教員通訊研究部、民眾學校等。[40]其二，社會教育機構注重與國際交流。甘肅科學教育館組織翻譯國外暢銷通俗科學讀物，如《戰時與平時之原子能》，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北邊疆地區科學教育落后的狀況。[41]國立西北圖書館還特別注重科學技術資料的介紹和引進工作，1943年開設的“圖書雜志影片室”，由國際文化資料供應委員會供給世界上最新出版學術雜志的微縮膠卷，并配有顯微閱讀機。貴州省立科學館通過邀請浙江大學蘇步青教授，英國科學考察團團長、生物化學家兼科學史專家李約瑟博士來館作學術報告。[42]

　　（二）提高社會教育人員的施教水平

　　民國時期社會教育機構注重培養專業的人才以提升師資水平，擴充師資隊伍。周慧梅在《民國時期社會教育師資的培養方式及其特征》中詳細論述了民國時期社會教育師資的培養主要是創設相應的培養師資體系，包括學制體系下的學校教育形式和短期訓練班，立足實際，實現師資培養方式和途徑的多樣化，因地域、文化習俗等的差異導致生源的地域化，保證了師資隊伍的實用性和穩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不同層次社會教育師資需求。[43]江西省立民眾教育館于1936年舉行說書人員培訓班，從各方面強化說書人的演講技能，還為說書人提供備演說之用歷史和時政材料。[44]除了培訓師資之外，還有意識的對社會教育人員的從教資格進行檢定，1933年2月教育部通過的《修正通俗講演員檢定條例》中規定“現任通俗講演人員及志愿擔任通俗講演工作者，一律接受檢定”“未檢定或檢定不合格者不得充任”[45]，其中的講演員即為施行社會教育人員；這些規定與舉措在優化社教人員隊伍，提高社教人員素質方面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靈活多樣的施教方式

　　與學校教育相比，社會教育的施行方式更為靈活多樣。社會教育施行方式之一的通俗講演，其盛行一時的部分原因是所需資源少、成本低廉、方式靈活、益于操作、受眾較廣。由于民國初年的地方社會教育機構普遍受困于經費問題，通俗講演的優勢自然突顯出來，通俗講演也因之成為施行社會教育的主要方式。[46]其他一些社會教育機構如圖書館在實施社會教育時的方式亦不拘一格、靈活多樣，比如舉辦讀書會、講演會等。[47]我國的社會教育機構自晚清起，歷經民國，至今已有百余年的時間。社會教育體系愈為完善，社會教育機構的種類更加豐富，圖書館、博物館、科學館、美術館等涌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社會教育活動的方式也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變得更為靈活，人們走進博物館中可以通過二維碼聆聽文物的前世今生，亦可通過高校、圖書館、博物館等舉辦的學術講座豐富自己的知識體系。隨著新媒體的廣泛應用，人們提升自己的途徑更為廣泛、多樣、靈活。民國時期社會教育機構的多方合作、培養師資、靈活機動的施教經驗，至今仍對我們有著啟示和借鑒。

　　作者：郭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