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本文回憶鄭杭生先生在培育社會學專業人才方面的實踐與，歸納綜合指出六個方面：要有強烈的社會關懷，要注重全體的、汗青的思維鍛煉，要控制融通而結實的專業根本學問；要有傳承性理論立異的盲目勤奮；要果斷的學術立場；要努力于養成寬厚包涵的學術心態。

　　很是感激市社會學學會，感激會長，感激大學社會學系，在市社會學學會2014年學術前沿論壇如許一個出格的場所追思我們的教員鄭杭生先生。鄭先生在11月9號分開我們，確實比力俄然，留下了良多未盡的事業和我們無盡的思念。在鄭先生會的當天，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生齒學院舉辦了一次追思會，因為時間很是倉皇，良多人沒無機會詳盡表達，我也只是演講了先生病情成長的顛末。今天，我想以《社會學若何培育專業人才？——紀念作為教育家的鄭杭生先生》為題，做一個彌補講話，以留念一位社會學的巨人。

　　大師可能曾經留意到，在先生的生平引見中，先生不只被為出名社會學家，同時也是教育家。先生從1961年結業留校工作，畢生奉獻于教育事業，出格是為社會學專業人才培育做出了精采貢獻。

　　在我進入中國人民大學進修時，先生曾經創立了社會學研究所。我與先生的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是在入學三年后，即1988歲尾驅逐除夕的聯歡會上。先生其時曾經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要到各個院系的聯歡會現場探望師生。我其時也在預備報考社會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顛末時任汗青系副傳授的金德群先生（先生的溫州同親）引見，我跟先生報告請示了報考研究生的設法和在溫州開展社會查詢拜訪、編寫處所志的履歷。先生對我加入社會查詢拜訪的履歷很賞識，還很是文雅地說接待報考，并賜與了指點和勉勵。1989年9月，我有幸被先生收入門下，從此起頭了社會學專業碩士、博士研究生的進修以及社會學的講授和研究生活生計。

　　回憶與先生了解、相處、相知的26年時間，一幕幕的舊事仿佛就在面前。在今天如許一個出格的場所，我把先生在培育社會學專業人才方面的實踐與略作梳理，歸納綜合為6個方面，與大師分享。這些方面就是：要有強烈的社會關懷；要注重全體的、汗青的思維鍛煉；要控制融通而結實的專業根本學問；要有傳承性理論立異的盲目勤奮；要果斷的學術立場；要努力于養成寬厚包涵的學術心態。

　　一、要有強烈的社會關懷

　　社會學，顧名思義是研究社會的。一個沒有“社會”觀念的學者很難說是一個及格的社會學者，以至有可能淪為一些學者所的、只關心個別好處的“精美的利己主義者”。無論是開展社會學學術研究，仍是處置社會辦事、社會工作、社會管理和社會扶植的現實工作的人，心中都要有一個“社會”的觀念，要有強烈的社會關懷，要有締造“夸姣社會”的義務感和感。先生恰是如許要求本人的，也是如許實踐的。他所開創的社會運轉學派就是源于對中國社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陷入惡性運轉的一種理論盲目和反思，這個學派的旨在于摸索社會良性運轉和協調成長的前提與機制。

　　社會關懷間接源于對社會履歷的和反思。先生終身經歷豐碩，逾越了新中國、扶植和的各個期間，也有著海外“洋插隊”的糊口履歷。他常常會給我們講到在湖南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勾當（“四清”活動：初期是在農村“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后期表示為城市和農村的“清思惟、清、清組織和清經濟”勾當）的履歷，講到在江西“五七干校”當石匠打石頭的故事，講到期間校園表里的，講到在英國留學期間的和感觸感染。常常講起這些故事，先生老是超越了小我的恩恩仇怨和洽處得失，而呈現出對于社會運轉的擔心和思慮。先生老是說，多點社會履歷不是壞事，以至能夠是功德，能夠成為人生的一筆財富。記得1989級碩士研究生入學后需要去下層工場、農村勞動熬煉一年，其時我和在座的劉精明傳授等人被放置在制呢廠下層車間唱工人。考慮到其時的布景，大師思惟上幾多有一些想欠亨的處所，所以在先生問起工作環境時也就坦率地說出來了。記得先生說，對于我們的表情他可以或許理解，可是從久遠看，在工場工作一段時間，對下層社會有更多的領會，是無益于社會學研究和小我成長的，未來回憶起來以至能夠認為是一筆財富。此刻看來，像我們如許從農村走出來、從學校到學校的學生，能有在城市國有企業工作的履歷，確實仍是很有價值的。

　　社會關懷強調盲目開展社會查詢拜訪，深切領會社會。現代社會的復雜性曾經超越了小我的間接經驗，而科學的社會查詢拜訪是促進對于現代社會領會的主要方式和路子。在先生的帶領下，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很是注重開展科學規范的社會查詢拜訪。我記得在碩士研究生進修期間就參與先生的課題，到貴州惠水縣王佑鎮的布依族聚居區開展社會查詢拜訪。2013年炎天，中國社會學會貴陽年會期間，我還伴隨先生和重訪故地，感傷良多。先生很注重社會查詢拜訪機構扶植，1988年就和傳授一路就組建了中國人民大學社會查詢拜訪核心，我在1992歲首��年月次參與了由該核心承擔的、中國人民安全公司委托的專項社會查詢拜訪。1993年我又參與組織實施了傳授掌管的與美國衣阿華大學合作的“社會變化與社會認識”全國抽樣查詢拜訪，在此次查詢拜訪過程中了相關方面的一些，先生為此傾盡全力去化解，了查詢拜訪的成功進行。在此后的多年時間里我持續參與組織實施了先生或傳授掌管的多項的大規模社會查詢拜訪，深切到全國城鄉的良多社區和家庭，出格是1995年的全民認識查詢拜訪、1996年的城鄉居民小我糊口史查詢拜訪和1998年的城市居民階級布局查詢拜訪，這些查詢拜訪成為我領會社會、研究社會的主要路子，而且堆集為我的學術履歷中的貴重財富。該當說，先生和傳授等人注重社會查詢拜訪培育了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講授和研究的優良保守，并為李傳授在新世紀建立中國分析社會查詢拜訪（CGSS）項目奠基了很好的根本。在鼎力支撐李傳授開展持續性的抽樣查詢拜訪項目（CGSS）的同時，先生還親身掌管了一些典型地域的專題查詢拜訪項目，此中包羅接續李景漢先生文脈所開展的定縣查詢拜訪，延續7年，產出12篇博士學位論文、3篇博士后研究演講；也包羅在、杭州、鄭州、南海、深圳、中山等全國多個城市下層社區所開展的深度查詢拜訪，產出了“現代中國城市社會成長實地查詢拜訪研究系列叢書”和“中國特色協調社區扶植系列查詢拜訪研究演講”兩套叢書，培育了一批學子。先生2013年春天已經跟我說他對全國各地的社區扶植經驗很熟悉，在下層社區研究范疇曾經很出名氣，良多處所、下層街道的擔任人都領會他的研究。即便在2014年9月份知悉本人身患絕癥的環境下，先生仍然帶著學生到浙江、廣東、陜西等地開展調研勾當。恰是由于持久關心下層、扎根下層，深切開展社會查詢拜訪，先生才有對于中國社會的更為全面的認識，才有強調關心自下而上的“中國經驗”的底氣。

　　社會關懷注重把握社會的脈動，積極鞭策學術與社會的互構。先生處置社會學研究很是關心其使用價值，這是對中國經世致用學術保守的傳承，是社會關懷的較著表現。先發展期以社會學理論方式及其使用作為其研究范疇和培育學生的標的目的。他所創立的社會運轉論，在關懷現實社會運轉的同時，提出了社會良性運轉和協調成長的，如許一種從學術話語變成話語，最初為政策話語，成為形塑社會的主要力量。雷同地，先生締造了社會轉型的視角來對待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這一洞見發生了很是普遍的學術影響和社會影響。先生還提出中國社會變化的過程是個別與社會互構的過程，這種互構曾經呈現出了豐碩多彩的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實踐形態，這些思惟體此刻其社會互構論、實踐布局論和社會學本土論等理論概念中，同時也成為對待和形塑社會實踐的主要視角和力量。從2002年起，先生不斷擔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成長研究系列演講的主編，每年環繞分歧的社會主題組織研究，發生了很好的學術的、社會的和政策的反應。

　　二、要注重全體的、汗青的思維鍛煉

　　進修社會學需要有對社會全體的想象和建構，需要相關于社會布局和過程的思維和理解。這種本質的養成，除了需要的先天和哲學根本學問之外，更多的是要靠對嚴重社會問題的持久思慮和研究，在研究中思慮，在思慮中。如許一個過程，在起頭常的，以至會茫然失措、無從下手，可是只需持之以恒，就會漸入佳境。我很高興能在先生的指點下，一起頭就重視全體思維的鍛煉。回過甚來看，先生已經放置的一些“命題作文”，其實都是有著深意的，讓我感受受益終身。若是一起頭就過度專注于具體問題的思慮，糾結于社會研究的細節，生怕很難打開研究者的視野，對于社會學全體思維的鍛煉和社會學想象力的養成都是有很大局限的。

　　記得在碩士進修期間，先生正在努力于完美他的社會運轉論。1991年，師兄郭星華碩士結業后暫留學校期待報考博士研究生，在我們的宿舍樓有1間宿舍。先生其時雖然擔任副校長，可是每周都要在郭星華的宿舍召開一次研究生，次要內容就是闡發研究社會運轉機制的具體內容，包羅社會運轉動力機制、整合機制、節制機制、保障機制、激勵機制等，研討的成果后來成為《社會行導論》這部發生主要影響的著作的一部門根本，參與會商的人員也被戲稱為“機組”。我次要擔任研究社會運轉整合機制，這對于一個涉世未深、胸無點墨的青年人而言是一個思維和寫作上的主要挑戰。此刻看來，其時思索過程的艱苦是很有價值的，讓我對于闡發社會運轉有了初步的理論與現實相連系的思慮，習慣性的汗青陳述思維也起頭有了一點理論思辨的維度。

　　1994年中國社會學會在上海召開年會，先生給我出了個標題問題，讓我研究一下城市農人工問題，認為這是中國社會轉型中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學問題。后來我以《注重和成長城市農人工的社會保障事業──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主要問題》為題完成了論文初稿，顛末先生點竄后提交了年會，并在《學術交換》公開辟表（1994年第5期）。為了應邀出席1995年結合國社會成長大會，先生還曾讓我研究一下中國社會成長中的、非組織和社區的關系，我勤奮完成了一個初稿送先生點竄，而且別的對中國社會成長面對的挑戰提出了幾點小我的見地，后來頒發在《社會主義研究》（1995年第4期）上。此刻看來，、非組織和社區關系確實是研究社會成長問題的一個環節地點。同樣在1995年，先生還曾讓我研究拾掇一下其時中國社會轉型的趨向與問題，后來此稿的一部門內容經先生點竄頒發在《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1期）上。1997年，中國社會學會在云南召開年會，針對其時學術界的研究熱點，先生讓我思慮一下國度與社會關系問題，這又是一個弘大命題。我連系本人的汗青學問，測驗考試著從文化的角度對國度與社會關系的演變和協調做了一個初步的闡發，獲得先生的很好評價，并合作頒發在《云南社會科學》（1997年第5期）上。2003年的“事務”發生了普遍的學術的、社會的和上的影響，顛末多年的學術鍛煉，我曾經可以或許強烈地認識到中國社會成長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跟先生的會商中，我提出中國社會進入高風險期間，需要關心社會平安問題。后來又與先生合作撰寫《中國轉型期的社會平安隱患與對策》，頒發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惹起了比力普遍的關心。大要恰是考慮到顛末多年鍛煉，我在全體性把握中國社會成長情況與趨向方面曾經有了必然的學術的和經驗的堆集，先生在2002年從頭擔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成長研究系列演講主編的時候，就委托我做副主編，迄今曾經出書12卷。

　　除了全體思維的鍛煉，汗青思維的鍛煉對于社會學專業人才培育也很主要，這是先生的又一個高見。先生認為汗青學和社會學都是分析性社會科學，前者面向過去，后者面向此刻和未來；前者偏重社會成長的縱向過程，后者偏重闡發社會運轉的橫向過程，兩者都是深切研究和認識社會的主要學科。所以，先生在草創社會學碩士點時，很是強調調查學生的汗青學根本，在測驗科目中特地設置了“中國近現代史”。現實上，先生不只認為進修社會學需要有必然的汗青學問，并且要有一種汗青的概念，強調對于汗青成長的過程要一分為二，具體問題具體闡發，要有成長的目光。先生已經說過，社會汗青成長的大趨向是不竭前進的，前進中的汗青也有它的問題，不克不及用一面來別的一面，這種概念對于闡發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是有著主要指點意義的。更主要的是，先生明白認識到社會學是一門自外引入的學科，沒有科學的汗青思維，不與中國社會思惟對接，不在中國汗青成長的脈絡中找準，社會學就很難落地生根、成長強大。因而，先生很是強調中國社會思惟史和中國社會學史的講授與研究，力主將之列為社會學專業主干課程，積極推進社會學學科的本土化。先生很早就想用社會運轉論的概念組織編寫中國社會思惟史，我在碩士結業留校工作后也加入了他的課題組，參與了一些出名思惟家的選擇和史料匯集工作，可惜的是不斷沒有起頭寫作。可是，先生不斷記憶猶新，在完成其他課題之后，又連續招收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鞭策中國社會思惟史的研究和教材編寫，并組織編寫了在國表里具有影響的中國社會學史教材。能夠說，先生對于汗青思維和汗青認識的強調，不只有助于社會學學科的本土化和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成長，也有益于社會學者在中國汗青成長和世界系統演變的大脈絡中找準中國社會研究的真問題，把握社會成長的大趨向，科學地認識和指導中國社會變化。

　　三、要控制融通而結實的專業根本學問

　　社會研究是一項很是復雜的工作，需要有寬廣的學問根本。除了對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和天然科學學問有需要的領會外，對于社會學學科成長過程中所堆集的學問更要有系統的理解和把握，先生很是強調這一點。

　　記適當初留校工作時，先生說起社會學系的一項講課：每一位新進教師都必需教學“社會學概論”這門課程。他說只要可以或許講好這門課，才能對社會學學科有一個全體的領會，有通觀的能力，而不至于是盲人摸象；也只要講好這門課，才能更好地開展特地范疇的研究，不然視野就會受限，專業研究也很難深切，并且欠好與其他研究溝通協調。最為主要的，是由于社會學學科本身常多元化的，進修者和研究者很容易滿足于一個理論、一種視角、一塊范疇，很容易抱殘守缺、自說自話，而對于整個社會運轉環節問題的把握和闡發能力。就我小我的經驗而言，先生確實是有遠見高見的。時下一些社會學專業人員確實呈現了先生昔時所說的景象，精專不足，融通不足，以至曾經成為影響社會研究和社會學學科成長的主要要素之一。

　　先生不只要求社會學系教師教學“社會學概論”課程，并且激勵教師們參與“社會學概論”教材編寫。先生主編的“社會學概論”教材，從1987年以《社會學概論新編》名稱出書，到1994年改名為《社會學概論新修》，后于1998年、2003年和2013年不竭修訂再版，累計曾經刊行200余萬冊，發生了很是普遍的社會影響，良多人都是讀著這本教材進入社會學范疇或者領會社會學的。先生在掌管編寫教材時，很是強集結體編寫，強調青年人的參與，他把編寫“社會學概論”教材作為系統控制社會學根本學問的一種鍛煉。我很僥幸在結業留校工作不久的1993年就參與了《社會學概論新修》的編寫，其時先生和傳授放置我編寫“社會群體”，我感受壓力很是大，由于本人并沒有太深切的研究，怕編出來誤人后輩。可是，此刻看來，這個編寫的過程其實更多的是一個進修的過程，是一個逼著本人匯集材料、普遍進修的過程，是一個向其他編寫者進修交換的過程，也是一個在領會已有研究的根本上尋找本人研究起點的過程，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學問梳理和融通的機遇，還有助于考驗，免得囿于一知半解而孤芳自賞，以至傲慢自卑。在多次加入教材編寫之后，我確實感受受益良多。2013年，先生掌管教材修訂再版時，將我補充為副主編。

　　除了要求教學“社會學概論”課程和參與教材編寫，先生還給我機遇參與全國社會學專業課程扶植和人才培育規劃工作，更進一步地寬闊我的眼界。1999年，高校社會學學科講授指點委員會決定組織編寫“社會學專業主干課程講授根基要求”。其時先生擔任主任委員，委員會確定的10門專業主干課程是：社會學概論、國外社會學理論、中國社會思惟史/中國社會學史、社會查詢拜訪研究方式、社會統計學、經濟社會學、成長社會學/社會現代化、社會工作概論、社區概論、社會意理學。受先生委托，我聯系編寫工作，并參與了“社會學概論”和“中國社會學史”課程講授根基要求的編寫。編寫完成后教育部高檔教育司，后于2003年以高檔教育司組編的表面在高檔教育出書社出書。2000年8月，高校社會學學科講授指點委員會暨社會學系系主任聯席會議威海會議決定，要加強面向21世紀的社會學類專業人才培育的成長計謀、方針和模式研究。受先生委托，我又面向全國社會學系組織查詢拜訪研究，出格是在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復旦大學等校社會學系的鼎力支撐下，我協助先生完成了《21世紀社會學專業人才培育研究演講》并撰寫主演講，于2004年教育部高教司。

　　2007年，為了留念三十周年，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籌謀出書“近30年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叢書，委托先生掌管編寫社會學卷。先生又一次把這個總結和通覽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成績的機遇給了我，讓我組織編寫。其時先生和我一路籌議了編寫編制和內容，然后面向全國社會學講授研究機構收羅作者。很僥幸，該項工作獲得了良多兄弟單元和學者的響應與支撐。最終，我們按照“社會學理論與方式”、“分支社會學”和“社會學的其他二級學科”三編, 完成了29章內容的編撰，涉及20個社會學的分支學科，以《中國社會學30年》（1978-2008）為書名，于2008年10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出書。我在參與寫作和編纂此書的過程中，對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的各個范疇的研究有了更為全面的領會。

　　先生還曾委托我籌謀、組織良多次學術會議，給我與同業交換、向同業進修的機遇，同時指導我環繞一些主要議題推進學問整合。此中，印象比力深的學術會議包羅先生掌管的社會學理論與方式研究核心獲批為教育部重點研究之后初次舉辦的“社會布局與社會公允學術研討會”（2001年3月），2001年12月舉辦的“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2002年5月舉辦的“現代中國社會分化與政策選擇學術研討會”，2004年10月舉辦的“現代化的反思：理論與政策學術研討會”，2005年9月舉辦的“中國特色社會學：汗青 現狀 將來學術研討會”，2008年6月舉辦的“中國社會體系體例三十年學術研討會”, 2010年7月舉辦的“社會轉型與中國社會學理論盲目學術研討會”，等等。籌謀、組織和傾聽這些學術會議的過程，確實是一個貴重的融通社會學專業學問的機遇。

　　四、要有傳承性理論立異的盲目勤奮

　　一個學科沒有立異就不會有成長，以至會得到具有的價值。可是立異老是基于對保守的承繼和超越，特別是在人文社會科學范疇，完全離開保守學術堆集的立異勾當是幾乎不成能的，有些所謂立異不外是很陋劣的自說自話。先生很是強調傳承性的學術立異，也就是他經常說的社會學研究要重視“開辟保守，超越保守”。

　　先生被為中國社會學社會運轉學派的創始人和旗頭，可是先生不斷強調社會運轉論的提呈現實上是傳承了嚴復先生關于社會學的理解。他曾說過，用“治亂興衰”來評價社會運轉情況，在我國曾經無數千年的汗青。作為學貫的大學者，近代的嚴復先生在翻譯出書“群學肄言”的時候把社會學當作是一門研究社會治和亂、興和衰的緣由，社會所以達到治的方式或紀律的學問，這是將社會學置于中國社會思惟史脈絡中的最先測驗考試，充實表現了中國特色。先生自認是遭到嚴復的、沿著嚴復的思，連系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運轉情況，出格是對“”期間惡性運轉情況的反思，才提出了社會運轉與成長的三品種型——良性運轉與協調成長、中性運轉與恍惚成長、惡性運轉與正常成長，并進而提出了其獨具特色的社會學定義，奠基了社會運轉論的基石。在先生晚年鼎力社會學的理論盲目并惹起普遍響應的時候，他也曾明白暗示其“理論盲目”的概念與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盲目”概念是一脈相承又有所區此外。先生指出：與“文化”概念比擬，“理論”是個小概念，“理論盲目”是“文化盲目”的一種形式，社會學的“理論盲目”是“文化盲目”在社會學這門學科中的特殊表示。費孝通先生對“文化盲目”的闡述，在一般意義上講，對申明“理論盲目”也是合用的、是有很強意義的，只是理論是文化的系統化形態，是對文化現象的提煉歸納綜合，所以理論盲目又有其特殊內容、特殊表示和特殊要求。對于雷同以上內容的學術傳承關系，先生在公開辟表的論文和著作中，也是從不諱言的。先生對于學術傳承的強調并沒有覆沒他的立異，反倒使其立異更有汗青感、愈加厚重，因此也就必定將有愈加深遠的學術影響。

　　在指點學生撰寫論文時，先生老是激勵學生多讀書，很是強調對于文獻的匯集、閱讀和闡發，特別是強調要科學地選擇文獻，力圖通觀而不要一葉障目。先生常常根據一篇論文所援用和參考的文獻就能針對該論文給出一些中肯的評價。先生激勵學術傳承，出格是締造性地發揚光大已有的社會學研究。針對一些學生盲目求新的急躁傾向，先生老是出格要有耐心，要對已有的研究，包羅對導師的相關研究，做積極自動的思慮和使用，這種使用本身就是立異。作為社會運轉論的創立者和者，先生激勵學生們將社會運轉論使用于各個范疇的研究，在深切研究中不竭成長立異社會運轉論的概念和方式。按照我小我的經驗，先生如斯主意并不只是為了建立和成長社會運轉學派，現實上是表現了對于學術立異紀律的遵照，表現了深化社會研究的需要，也是對社會學研究新手的無效。

　　對于盲目使用社會運轉論研究中國社會、斥地新的研究范疇的學術勤奮，先生老是大加激勵和支撐。我從1995年起頭退職跟著先生攻讀博士學位。我對社會運轉的根本有著一種天然的關懷，自從1995年參與組織實施全民認識查詢拜訪并撰寫查詢拜訪演講之后，這種關懷變得更為強烈，所以我就有了從社會學的角度，出格是從社會運轉和轉型的視角闡發中國問題，并將其作為博士學位論文主題的設法。當我把這個設法報告請示給先生時，他以高度的學術很快就賜與了充實必定，由此我就起頭了研究和寫作。因為其時我對社會學還知之甚少，國內的相關研究也是鳳毛麟角，文獻匯集很是堅苦，加上本人的理底虧弱，理論思常常中綴或者擰巴了，整個寫作過程很是艱苦。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先生1998年在日本期間，操縱其時算常先輩的電子郵件手藝與我連結聯系，幫我理清思。在最堅苦的時候，我幾乎是每完成一章就發給先生，顛末先生的指導，獲得先生的必定，我才敢繼續往下寫。我同時還就教授操縱出國的機遇幫我匯集材料。最初，我終究在1999年勉強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并成功通過答辯。直到論文答辯通過，我才清晰地認識到本人走在一條摸索社會學研究新范疇的上，可是先生可能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沒有先生的遠見和，我生怕也難以完成博士學位論文，更談不上有后來的進一步成長。

　　在我完成博士學位論文之后，先生積極激勵我修訂論文公開出書并欣然作序。他在序中指出我的拙著承繼和成長了社會運轉論的思惟，深化了社會轉型視角在中國問題的社會學研究中的使用，提出了中國社會學的新概念，開創了一個大有但愿的研究范疇。在拙著出書之后，先生又不竭地給我締造前提，鼎力支撐作為一門分支學科的社會學的成長。2006年，在先生的支撐下，我組織召開了首屆中國社會學學術研討會，他親身出席會議并講話，做出一些主要。這是國內社會學研究者的第一次集結。2007年，我又在先生及其掌管的社會學理論與方式研究核心的支撐下，組織召開了首屆中國社會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先生同樣親身出席并頒發。后來，中國社會學學術研討會逐漸制，先生掌管的社會學理論與方式研究核心不斷是主辦單元之一。2009年在河海大學召開了第二屆中國社會學學術研討會，2011年7月在中國社會學會江西年會上召開了“風險與社會轉型”分論壇，2012年在地方民族大學召開了第三屆中國社會學學術研討會，2013年在河海大學召開了第四屆東亞社會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些會議先生都出席指點，一次也不拉。

　　很是可惜的是，2014年10月在中國海洋大學召開第四屆中國社會學學術研討會，先生其時已知身患絕癥，我也曉得，其實不忍心繼續勞動他。可是，他起頭仍是暗示要出席，直到最初才跟我說：此次就不過出了吧。誰知這一次的缺席就成為先生與中國社會學的永訣！這么快先生就分開了我們！

　　回憶起來，先生不只鼎力支撐和參與社會學的學術會議，并且還與陸學藝先生、李培林研究員等一路，積極鞭策社會學的學術組織扶植。2008年12月，在先生和中國社會學會的支撐下，生齒與社會學專業委員會第四屆理事會議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我有幸被推舉為會長，先生和陸學藝研究員、童乘珠密斯受邀擔任名望會長。2009年，在中國社會學會西安年會上，生齒與社會學專業委員會正式改名為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并在后來獲得民政部正式核準，成為組織開展社會學學術研究和交換的主要組織平臺。與此同時，在先生的支撐下，我還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了社會學研究所。能夠說，中國社會學的成長與先發展期以來的支撐和激勵是密不成分的，這門分支學科的成長徑也遵照著先生所的傳承性立異的徑，目前曾經成為中國社會學的主要分支學科，而且發生了必然的國際影響，不曉得這一點能否夠讓先生在天之靈心有所慰。

　　五、要果斷的學術立場

　　學問如人生。有的準繩，學術有學術的立場。先生是一個以學術為業的人，跟著他的學術堆集越深，我對此體味也越深。作為一個學術人，先生很是強調要有弘遠的學術理想，要有果斷的學術立場。先生一直認為，做學問準確的立場、概念和方式很是主要，不然難成大器。

　　我認為，先生最為果斷的學術立場是推進社會學的中國化，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學派，這是先生處置社會學研究一起頭就為本人確立的方針，而且為之奮斗終身。他在社會學范疇最后的具有普遍影響的著作中，都利用了“新探”或者“新編”的名稱，明顯地表達了本人的主意。其和傳授等概述社會運轉論的著作《社會運轉導論》一書的副題目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根基理論的一種摸索”，其生前自編出書的社會學學術過程也是以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摸索、拓展、使用、深化為明顯主題。先生晚年在理論盲目時明白指出，“理論盲目”的次要內容或者首要盲目，是對需要什么樣的中國社會學的盲目。先生認為中國社會學應把世界目光、中國氣派兼具作為本人的奮斗方針，也就是說需要在對社會學合理自創的根本上，次要按照中國社會成長和社會轉型的現實，連系中國保守中豐碩的學術資本，進行原創性的或有原創意義的理論立異，而不是在社會學理論或者社會理論的里跳舞，使本人的理論與經驗研究成為社會學的一個案例、一個驗證或是某種中國版。先生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直到生命的最初時辰。

　　先生一直強調在社會學研究中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點，不竭立異和成長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他曾指出，要把馬克思主義的底子判斷和具體概念區分隔來。馬克思主義的底子判斷一直具有科學性，而一些具體概念可能會由于時間、地址和前提的變化需要批改。先生認為，腳踏實地是和成長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方，做學問必然要一切從現實出發、理論聯系現實，不克不及走極端，不搞全面性。先生的這種立場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議：在一些極右的人看來，先生很是左；在一些極左的人看來，先生又很是右。先生已經用自嘲的口氣給本人做了一副春聯：是左是右任人說，不左不右行我；橫批：我仍是我。現實上，先生的是唯物，使用的是中國保守文化的中庸聰慧。

　　先生還很是強調在中國社會研究中要扶植性反思的立場，這是與他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成長的理解以及對中國社會成長的關懷密不成分的。先生在1985年就提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具有兩種次要形態：性形態和扶植性形態，并且指出前者只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過渡性、準備性形態，后者才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次要形態，以至能夠說是本來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先生也曾多次說過：中國社會是一個轉型中的社會，在如許一個轉型階段，你能夠找出一百條證明它的問題，同樣也能夠找出一百層次由證明它的前進，環節是我們到底但愿它朝哪個標的目的成長？對中國社會的成功轉型能否有果斷的決心？他說，每一個社會學人都不是傍觀者，而是轉型的參與者。先生對中國社會成長的將來前景充滿決心，中國成長道的奇特征，社會學要關心民生、辦事于泛博人民的底子好處。他認為，扶植性反思的立場，就是在闡發中國社會時，通過反思如許一種思維勾當，腳踏實地地必定該必定的工具，否認該否認的工具，并按照這種闡發提出積極的扶植性的改良看法和方案，以增促社會前進、減縮社會價格，這種立場才是有助于指導中國社會成功轉型、合適最泛博人民底子好處、合適中華民族偉大回復需要的學術立場。

　　大要是考慮到先發展期的學術立場和在中國社會學界的影響，2004年，地方在組織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扶植工程時，委托先生和景天魁研究員組織“社會學概論”教材的編寫工作，擔任首席專家。首批次要包羅陸學藝研究員、李培林研究員、傳授、王思斌傳授、謝高壽傳授、我以及相關部委帶領，后來又補充了宋林飛傳授、劉少杰傳授為次要。2008年5月，我和李培林研究員被補充為首席專家。我作為一位青年學者，可以或許無機會參與如許高條理的工程，必定也離不開先生的鼎力舉薦和支撐。在長達6年多的教材編寫工作中，我協助先生和其他首席專家，組織實施了的“社會學概論”講授查詢拜訪，召開了各類相關會議近50次，撰寫工作60余期，并在先生的指點下參與教材編寫、協調、點竄和統稿等工作。從2006年1月起頭，課題組按照地方核準的提綱開展教材編寫工作，于2008年1月構成教材送審稿，后經工程征詢委員會四次審議，累計修訂13稿才最終付印。于我小我而言，加入此次教材編寫，大大寬闊了我的眼界，深化了對于中國社會的認識以及對于成長中國社會學的認識，也向一些社會學界和其他學科的前輩進修了良多工具，遭到了很是貴重的全方位的熬煉，并且對先生所強調的學術立場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和體味，同時也愈加果斷了我的學術立場和開展社會學研究的標的目的和方式。

　　六、要努力于養成寬厚包涵的學術心態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作為一名人所欽慕的社會學大師，先生不斷很是強調要有寬厚包涵的學術心態，他以至將此作為人品的主要內涵。記得在我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研究生的時候，先生已經在講堂上提到：作為一個學者，學問與人品都很主要，一般來講該當是七分學問三分人品，在特殊的環境下，以至能夠倒過來，三分學問七分人品。人品對于學問有著定向感化，關系到學者之間的合作，也對學者的社會腳色有著主要影響。一個缺乏包涵心態的人，不只難以與人合作，究竟也是難成大師的。社會學的人才培育要一直德才兼備的準繩。

　　先生不斷學派扶植，可是否決派認識、主意和實踐，主意多些學派、少些派。先生說，健康的學派必定要勤奮捍衛本人的學術立場和概念，不竭深化本學派的研究，不竭改良人才培育，向社會學配合體貢獻有特色的理論視角、學問堆集和學術人才，可是并不是盲目其他學派的研究和概念，以至與其他研究者為敵。在學派成長的過程中，必定要與其他學派、學者發生學術論爭，以至論爭也可能發生在學派內部，可是這些論爭只能局限在學術層面，不克不及牽扯其他非學術要素。他主意在學術問題上學者們能夠辯論得面紅耳赤，但這不該影響學者之間的友情，由于這是兩個分歧的范疇——學術范疇和非學術范疇。若是在學術會商和中摻進各種非學術要素，或者由于學術概念分歧而影響到學者之間原有的友情，那就是不恰當的。他也以此多次諄諄的師兄弟們。

　　據我所知，先生在建立和成長社會運轉學派的過程中，已經在一些環節問題上與其他學者發生過論爭。例如，在社會學對象問題上與蘇國勛研究員發生過論爭；在價值中立問題上與李金教員做過比武；與譚明方傳授會商過社會學根基問題；就中國社會轉型問題與孫立平傳授等人有過辯論。此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與蘇國勛研究員之間的論爭，先生有過多次提及。可是，先生也總在說他與蘇國勛研究員是很好的伴侶，日常糊口中的交往也不少，并且是客客套氣的。我也確實見過兩位先生同桌暢飲話舊的景象。與先生一樣，蘇國勛先生也常隨和、坦率和敵對的。

　　先生的寬厚包涵使得他長于連合人、凝結人。先生辭世后，在良多學界同仁的追想中，對此都有提及，認為他在凝結社會學界力量、推進社會學者連合、加強社會學學術社區扶植方面闡揚了主要感化。我所間接體味到的是，在先生的帶領和垂范下，中國人民大學不斷有個包涵、協調、不變而又富有活力的社會學團隊。傳授、李傳授、張建明傳授、林克雷傳授、潘綏銘傳授、夏建中傳授、鄭也夫傳授、劉少杰傳授、胡鴻保傳授、郭星華傳授、劉精明傳授、李迎生傳授、陸益龍傳授、馮仕政傳授等等，都已經是或者仍然是這個團隊的主要，我小我也很是僥幸可以或許成為這個團隊的之一。這個團隊的都在從分歧的角度為中國人民大學的社會學學科扶植，為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成長做出貢獻。

　　按照民間的風尚，先生分開我們曾經快到滿七了。可是，先生的音容笑臉猶在面前，就像從來沒有分開。作為學生，我不及先生十之一二，可是仍存孜孜以求、好好進修。今天，我將小我的幾點體味說出來，與大師分享，但愿可以或許與大師一路踐行先生的遺愿，發揚光大先生未竟的事業，為中國社會學學科成長和人才培育做出本人力所能及的貢獻。感謝大師！

　　    （本文按照作者在社會學學會2014年學術前沿論壇暨鄭杭生傳授追思會（2014年12月21日，在大學召開）上的講話拾掇而成。）